【深度】
【评价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破五唯”五年了，学术圈还是老样子？】
不是改革不给力，是我们一直在修修补补，却不敢碰那台“权力装置”。
01 五年“破五唯”，为何还在原地打转？
2018年，“破五唯”写进了教育部文件。到今天，五年过去了。
口号喊得震天响，可你看看周围：论文换成代表作，影响因子换成FWCI，唯帽子换成“破格晋升”。尺子换了一把又一把，握尺子的那只手，从来没变过。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问题：学术评价到底是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权力问题？
九乡河文理学院的萧松提出了一个扎心的分析框架——“评价的政治经济学”。他断言：学术评价从来不是一把中性的尺子，而是一台资源分配的权力装置。
谁定义了标准？谁吃到了红利？谁被挤到了边缘？这三个问题不回答，任何改革都只是在给旧房子刷新漆。
02 为什么现有的批评都不够狠？
在动手拆这套体系之前，我们先看看现在的批评都卡在哪了。
第一种：元评价（Meta-evaluation）——只修尺子，不问规矩。
这是学界的主流。大家忙着论证“影响因子偏不偏”“引用分布均不均匀”。《莱顿宣言》说得很好听：“计量应服务于科研，而非主导科研。”但问题是，元评价从头到尾都在默认一个前提：这把尺子是合法的，只是需要更准一点。
这就好比你发现体温计坏了，元评价帮你修体温计，而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有人一定要让你发烧？
第二种：技术优化派——沉迷换算法。
Altmetrics（替代计量）、机器学习、跨学科权重……大家忙着算“怎么评更公平”。但这些讨论集体回避了一个致命前提：评价标准本身是谁定的？
这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法国CNRS早就宣布停用JCR（期刊引证报告），我们还在纠结怎么把“国际引用”算得更漂亮。
第三种：规范性批判——只会喊口号。
“要重视同行评议！”“要考虑社会影响力！”这些话说得都对，但也都太飘了。它们解释不了为什么现有制度如此顽固，也撬不动背后的利益结构。
所以，我们需要换个视角：从“怎么评”转向“为谁评”。
03 数据祛魅四步法：一把解剖刀
为了不让批判停留在空谈，文章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操作工具：“数据祛魅四步法”。下次你再看到任何光鲜的学术排名或评价报告，可以用这四步来“照妖”。
第一步：看见数字。
别看标题，看分母。
很多报告喜欢说：“C刊论文篇均被引8.69次。”听着很牛？但如果你追问“分母是谁”，往往会发现：这个8.69次，只算了那些有引用的论文，而不是全部论文。把92.8万篇论文都算进去，篇均引用可能只有0.3次。
这就是选择性呈现。
第二步：拆解叙事。
警惕那些漂亮的百分比。
“国际覆盖率达到86.4%！”听起来几乎全覆盖了对吧？但仔细一看，这86.4%是指“被收录的论文中有86.4%获得了引用”。如果总共只有20%的论文被收录，那所谓的“高覆盖率”其实只覆盖了极小一部分。
以相对值掩盖绝对值，是评价叙事最常用的障眼法。
第三步：追问前提。
“国际被引次数”真的是学术质量的信号吗？
为什么“被西方数据库收录”就等于“国际化”？
非洲学者提出的“文献计量殖民主义”提醒我们：当你拼命追求国际引用时，你其实是在用别人的标准来审判自己的知识。这种标准，往往把那些研究本土问题、用母语写作的优秀成果，直接判定为“没价值”。
第四步：重置问题。
从“怎么评更准”转向“评的是不是该评的”。
不要问：“如何提高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数？”
要问：“为什么管理学的立项数是考古学的8.2倍？谁定义的‘国家战略需求’？”
不要问：“如何增加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要问：“中文期刊为什么要去迎合英文数据库的标准？这是自主还是依附？”
04 三个案例：看看学术权力是怎么运作的
光说不练假把式。文章用三个案例，把这台“权力装置”拆开了给你看。
案例一：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幻觉。
一份报告显示中文核心期刊国际影响力飙升。但扒开数据一看，所谓的“高被引”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人文学科几乎全军覆没。
潜台词是： 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学问，本身就是一种认知上的自我殖民。你越努力“国际化”，你的本土知识生产就越边缘。
案例二：国家社科基金的“冷热分化”。
2025年的数据很残酷：管理学立项591项，考古学只有72项，比例从6:1拉大到8.2:1。
潜台词是： 资源正在疯狂涌向“有用之学”（能对接政策的），而“无用之学”（哲学、历史、艺术）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谁定义了“有用”？这是评价的权力。
案例三：头衔的贬值。
“教授”头衔现在满天飞，专业博士要对标学术博士。
潜台词是： 当“教授”不再意味着学术标准，而意味着资源交换的筹码时，头衔就通货膨胀了。谁掌握了头衔的定义权，谁就掌握了学术资源的分配权。
05 结语：评价需要归位
这篇文章不提供新的评价指标，也不打算给你一套“第六唯”。
它只想告诉你：“破五唯”之所以陷入“破而不立”的困境，是因为我们只敢动技术参数，不敢动权力结构。
学术评价本应是学术共同体的参考工具，现在却成了决定生死的判官。这种异化，根植于科研资源的行政化配置和学术的“帽子化”。
文章最后的三个追问，是给每一位在学术道路上耕耘的学者：
谁在选择？（是学术共同体，还是行政部门？）
标准谁定？（是多元的，还是单一的？）
谁在获益？（是知识进步，还是少数人圈地？）
只有当这三个问题被持续追问，我们才有可能走出“破五唯—立新唯”的历史循环。
学术评价（期刊评价、项目评鉴、成果评价）需要归位！！！
学者，也需要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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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标题为：《评价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分析框架的提出》，全文12000字，待刊稿，作者为九乡河文理学院 萧松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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