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不明之变

美國股市升漲，金價下跌，美國債利息高企，一。國際市場的金融活動，因高度槓桿化而更形集中。集中的結果不是追求市場和國際金融體制的平穩發展，而是著眼於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因素─利潤最大化。一方面美國需外來資本來填外貿與財政赤積累下來越來越大的債務火坑。而美國泡沫經濟因而不需調整，泡沫帶來的繁華和高消費仍可延續，避免大衰退式的硬著陸。另方面，美國政府通過特朗普與國際金融資本一起利用對國際事件的操縱來左右金融市場的價格變動，獲取大利，裨益私人及政府。由於美國政府的干預與烏克蘭與伊朗戰爭的不斷轉折，國際金融價格的變化脫離了傳統的規模與模式，更易被美國政府與金融寡頭所操縱，不確定性增強，傳統的防險對衝機制難產生作用。当經濟和金融沒有歷史先例可循，投資和投機行為無所適從，政治因素的作用更大且套用沒有明確界線的國家安全因素，市場的主动權，特別是市場的預期心理的轉變便落入美國政府與寡頭資本之手。

 

關鍵的問題是現時金融市場上的悖理可維持多久? 有關這個問題，市面上有多種理論，預測與解釋，可是似乎都難以有令信服的共識或結論。

 

美國政府包括其各種經濟、金融、政治與軍事的力量是當前國際金融市場上最大決定因素。美國政府不會固定不變，实际包含不同成份的相互競爭。美國政府與國際壟斷金融資本的合與分的關係，加上美國四年一選總統的民主制，即使有deep state，這個deep state也可變。美國因素可以壓倒其他因素的作用，但亦可能因本身內部的矛盾，削弱本身的影響，讓其他因素取而代之。美國因素以外全球的分化和異質性更大，各個因素在本身的惡化下進行博奕，過程更加複雜和難測。就算是事後孔明，也不一定可理解它們經歷的歷史現象。

 

当霸權主義衰落，世局轉回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涉及的因素更多更大，不確定性便主宰世界。歷史不會簡單重覆，可歷史的一些新規律可能逐步产生，進一步改變世局和地緣戰略。

 

新的形勢要求新的理論，此所以中國要求理論更新。背後的思想是不可能依靠現時以特定歷史經驗作基礎的西方理論。百年不遇的大變，需要新的了解，視野與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