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Kestrel
26-06-12 20:29 微博认证:微博原创视频博主

【学术研究也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从一份中文期刊国际影响力报告的"数据粉饰"说起】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强调树立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坚决反对弄虚作假、粉饰成绩。政绩观偏差的表现,在基层治理中往往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同样存在一种更为隐蔽却危害不小的"数字粉饰"现象——用统计技巧将低迷的数据包装成"向好的趋势",用选择性的指标为整体性困局涂上乐观的底色。近日一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报告,便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一、0.3与8.69:一份数据的两种讲法
这份报告的核心发现是:2016至2025年间,哲学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92.8万篇,其中22.7万篇被国际数据库Open Alex收录,产生国际引用的论文篇均全球被引8.69次。报告据此得出结论:中国本土优质研究成果"完全具备与国际前沿深度对话的硬实力",国际影响力不高的原因是"可见度不够",整体处于"从数量积累向质量突围转型的关键时期"。
然而,同一组数据换一个算法,呈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8.69次,是已经产生国际引用的论文的篇均值。而22.7万篇收录论文的整体篇均全球被引仅为0.3次。换言之,绝大多数论文在国际学术引用网络中处于"静默"状态,根本无人引用。报告把"有被引的那一小撮"拎出来单独计算,等于说"我们跑得最快的人能跑进10秒"——数据是真的,但由此推断"整体实力不俗"则是逻辑谬误。
再看"86.4%的被引来自全球外部引用"这一指标,听上去令人振奋。但68,318次外部被引摊到22.7万篇论文上,篇均外部被引约0.3次。放在任何国际学术评价体系中,这都是一个极低的数字。用百分比代替绝对值,用结构性指标掩盖总体水平,这是一种典型的数据粉饰手法。
更值得追问的是,22.7万篇被Open Alex收录,是否等于"有国际影响力"?Open Alex是一个开放索引平台,收录门槛很低,被收录只意味着"被爬虫抓取到了",不代表任何学术认可。92.8万篇核刊论文中仅约四分之一被收录,本身已说明大部分论文连最基本的国际可见度都不具备,而报告却将"被收录"当作"走出去"的成绩来呈现。

二、"可见度不够":一个缺乏证据的万能解释
这份报告的叙事逻辑可以概括为:质量没问题,只是没被看见。这是一个最安全的结论——既承认了现状不佳,又把原因归咎于外部条件,保护了所有人的体面。
但0.3次的篇均被引至少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好东西没被看见",二是"看见了也不觉得值得引用"。报告并未对这两种可能性做任何区分和验证,就直接将结论锁定在前者。这与其说是学术判断,不如说是主观预设——因为承认后者的存在,就意味着承认部分成果可能确实缺乏国际学术价值,而这将动摇"质量没问题"的前提。
真正诚实的做法是:对那22.7万篇已收录论文做进一步分层——多少篇零被引?多少篇被引1-2次(可能只是"礼貌性引用")?又有多少篇获得了实质性的学术对话?这些引用来自中国学者的国际论文的比例有多少?只有把这个分布打开,才能判断0.3次究竟是因为"没看见"还是"不够好"。但报告回避了这个关键分析,因为打开分布可能看到的不是"转型的关键时期",而是一个远没有那么乐观的现实。

三、削足适履: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
比数据粉饰更深层的问题,是评价标准本身是否成立。
用国际引用数据来衡量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表面看是"与国际接轨",实则隐含着一个未经审视的前提:国际引用体系是一个客观、公正、普适的评价框架。然而,这一前提至少面临三重质疑。
第一,语言壁垒使得引用数据天然偏畸。 中文学术成果以中文发表,国际主流引文数据库以英文为主,语言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一篇研究中国基层治理的优秀论文,如果用中文发表,其被国际英文文献引用的概率极低——不是因为质量不够,而是因为语言不通。用引用数据来衡量这类论文的"国际影响力",等于用英语世界的尺子来量中文世界的学术版图,量出来的不是"影响力",而是"语言隔阂"。况且,这些引用时候有可能大多数来自中国学者的国际论文?
第二,不同学科的知识生产逻辑不同,不可被同一套指标统摄。 报告显示,当前中文期刊国际影响力主要依赖经济学、管理学等少数应用型学科,这些学科采用定量范式,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较易。而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传统人文学科在国际引文版图中"几近隐形"。但这恰恰说明:引文指标本身就是一个偏向实证、偏向定量、偏向英语学术传统的评价工具——它天然地有利于那些与西方学术范式同构的学科,而不利于那些以本土思想文化为根脉、以中文为表达媒介的人文学科。用人文学科的引文数据低迷来证明其"国际影响力不足",就如同用游泳成绩来评价长跑选手——量错了维度。
第三,用国际引用来评价中文学术成果,可能产生"削足适履"的导向效应。 当"国际被引"成为评价标准,学术生产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着"容易被引"的方向调整——选择国际通用话题、采用国际主流方法、迎合国际学术议程。这正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虎生教授所批评的倾向:部分学者为出成果快,选择易成文的小题目,"缺乏思想深度";在应用研究领域则表现为"教条化""脱离实际"——生搬硬套国外理论、堆砌数据模型,忽视本土实际,导致成果"好看不好用"。更隐蔽的问题在于"悬浮化":有学者坦言,"有些政策研究报告,数据模型做得漂亮,结论却与基层干部的日常感受完全脱节"。当学术评价的标准是"国际引用"而非"解决中国问题",学术生产便会从"扎根中国大地"滑向"追逐国际眼球",从"回答真问题"异化为"制造可引成果"。
因此,这份报告的问题不只是"数据粉饰",更在于它将一个本身就存在方向性偏差的评价框架当作不言自明的前提。用国际引用来评判中文期刊的影响力,评判的不是中国学术的质量,而是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体系的"适配度"——而"适配度"高未必意味着质量好,"适配度"低也未必意味着质量差。一个真正符合正确政绩观的学术评价体系,首先应当追问的不是"我们在别人的体系里排第几",而是"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学术贡献"。

四、学术研究为何也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上述现象并非孤例,而是学术研究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倾向:偏好用选择性指标构建"向好叙事",回避用全面数据呈现真实问题;更在不自觉中接受了外来的评价框架,将"在别人的体系里拿高分"等同于"学术水平的提升"。这种倾向的根源,与基层治理中政绩观偏差的逻辑如出一辙。
其一,对"成绩"的执念压倒了对"问题"的直面。 在当前的学术评价生态中,无论是课题结项、学科评估还是机构考核,都需要"成绩"来支撑。这导致研究者在呈现数据时,本能地寻找最有利于己的统计口径,将"挑最好的说"变成一种学术惯例。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既要看成绩,更要看问题"。0.3次的篇均被引就是0.3次,用8.69次来覆盖它,不是分析问题,而是回避问题。
其二,把"解释"当成了"解决"。 报告将国际影响力不足归结为"可见度不够",看似给出了原因,实际上只是用一种看似学术的语言将问题"合理化"了——如果只是可见度的问题,那只要建平台、开渠道就能解决,一切都不需要根本性的改变。这与某些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速放缓归结为"外部环境不好"如出一辙:解释本身成了挡箭牌,妨碍了对深层原因的追问和真正的改革行动。正确政绩观要求直面矛盾、破解难题,而不是用解释来替代解决。
其三,用别人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成绩,本质上是另一种政绩观偏差。 在基层治理中,有的地方不顾本地实际,盲目照搬外地经验,搞"形象工程"博眼球;在学术领域,用国际引用来衡量中文期刊的影响力,同样是"削足适履"——不问标准是否适用,只问分数是否好看。正确政绩观强调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学术评价同样应当立足中国学术的内在逻辑与实际贡献,而非简单套用外部指标来给自己打分。
其四,选择性呈现导致决策偏差。 学术统计数据不仅是学术评价的依据,更是政策制定的参考。当报告用粉饰后的数据为现状背书,可能产生的政策后果是:决策者误以为中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已经"初见成效",只需要在传播渠道上做增量即可,而不必触动学术评价体制、学科生态等深层问题。正如政绩观偏差会导致资源错配一样,数据粉饰同样会导致学术政策资源的错配——在不需要大力气的地方加码,在真正需要改革的地方失焦。

五、说真话,用对尺子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学术研究领域意味着什么?
首先,让数据说完整的话。选择性使用统计指标本身并不违规,但当选择的结果是系统性地遮蔽不利信息、放大有利信息时,就背离了学术研究求真的本质。8.69次和0.3次都是真实数据,但只讲8.69次不讲0.3次,就是一种不完整——而"不完整"在学术语境中与"不准确"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其次,区分"解释"与"证据" 。"可见度不够"是一个假说,不是一个结论。在没有对零被引论文进行分层分析、没有验证"看见了也不引"的可能性之前,将假说当作结论写入报告,既不符合学术规范,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
再次,审慎选择评价标准,避免削足适履。不是所有的学术贡献都适合用国际引用来衡量,也不是所有学科都应该向"高被引"方向调整。人文学科的国际影响力问题,不能简单化为"被引少了",而应当追问:我们的哲学思想、文学理论、历史解释,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需要在不同的文明语境中获得回响?这种回响的形式,是否只有"被引用"一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前提是拥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话语体系,而不是在别人的体系里追求排名。
最后,敢于面对"不好看"的真相比沉溺于"好看"的假象更有价值。0.3次的篇均被引、人文学科的国际隐形,这些数据确实不好看,但它们指向的是真问题——我们的学术成果在国际上的实质性影响确实有限,我们的核心人文学科确实缺乏国际对话能力,而我们目前的评价框架本身也存在方向性偏差。承认这些,不是否定成绩,而是为真正的改革提供起点。正如正确政绩观所强调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学术研究的政绩,不在于把报告写得漂亮,而在于把问题看得清楚、把标准立得端正。
一份诚实的报告,胜过一百份漂亮的报告。一把适合自己的尺子,胜过一把削足适履的洋尺子。因为在学术领域,正如在一切公共事务中,事实是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最稀缺的资源;而自主,是尊严的前提,也是真正影响力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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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