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通过梳理1995到2019年间66个国家的755个国家级创业融资项目，发现政府创业融资的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相比大规模地替代私人资本，政府更多倾向广泛引入私人资本的参与，更准确一点是政府不仅主动借助市场的力量完成项目筛选，融资工具也比较多元，占主导的税收抵免与贷款两类更多服务于规模较大、发展较落后的企业。市场本就是一种被组织出来的秩序，制度辅助构建的统一规则、稳定预期、要素畅通流动及跨区域协作能力，加速自身比较优势的显现。
政府补贴与风险投资的联合，首先扩宽的是生产可能性边界，也是在加速孕育过去不存在的创新机会。风险投资机构擅长发现那些成功率更高的项目，相对中等质量的项目是联合投资，更侧重社会整体收益的外部性及扩散的项目则由政府单独负责。制度优势不直接转化为制度能力。区域异质性带来持续的权责博弈，创业融资中的公私协作同样如此。风投市场越发达的环境是政府倾向于引入私人资本协同投资，寻租空间越巨大的环境是政府单独投资的可能性越高且项目的质量相对更低。
公私协作的模式最终通过具体的人事与资源实现。技术官僚首先是国家官僚，其次才是技术官僚；资源分配机制直接反映公私协作的实践，政府并不一定更了解项目，但能够改变资源与激励的结构。具体协作关系的差异源于特定历史阶段对于秩序、纪律与发展的需求，最常见的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赋予技术官僚更大的行动空间，并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力量进行尝试。当市场逐渐成熟、组织结构逐渐稳定，原本自由裁量的领域会逐渐形成标准化的程序。
制度是长期互动的产物，制度建设的终极考验是组织能力。国家介入市场再正常不过，如何组织市场则体现实际能力的差异。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既是分配问题，也是生产问题。单一主权结构下的局部利益受损可以通过转移支付补偿，整体收益能够通过协同决策进行放大，中国在理论上拥有实现更大范围的帕累托改进的潜力，具体项目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治理质量与风投生态的匹配关系。#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