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青海‖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青海藏族的历史演进与共同体认同建构研究（一）#学习[超话]##生活手记# @人民观察
引言
青海作为“山宗水源路之冲”，既是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拓殖的核心场域，也是连接中原、西域与西南的文明枢纽。既有研究虽在考古发现、制度史等领域成果丰硕，但尚未构建贯通史前至近现代的完整解释框架，未能充分揭示青海藏族共同体认同形成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必然性。本文立足多学科史料整合，聚焦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青海为何能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具有典型意义？其历史演进过程如何体现“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青海的历史经验为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提供了哪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启示？
青海的地理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枢纽地位。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这里是“中华水塔”；作为昆仑山、祁连山、唐古拉山的交汇处，这里是“万山之宗”；作为丝绸之路南道、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这里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汉藏文化与西域文化交融的前沿。自古以来，汉、藏、回、土、撒拉、蒙古6个世居民族在此“大杂居、小聚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一部青海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也是一部各民族共同开发青海、共同建设祖国、共同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
系统梳理70年来的学术史，该领域研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各有侧重的学术取向。20世纪50至70年代，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重点关注藏族社会的封建农奴制度及其改造，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侧重阶级斗争分析而对民族文化独特性关注不足；20世纪80至90年代，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被引入藏学研究，学者们对藏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等进行了全面考察，但区域史视角较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观照有待加强；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之后，学术界开始将青海藏族历史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大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但仍存在若干需要深化的方面：一是长时段贯通研究的系统性有待加强，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关联性阐释尚不够充分；二是宏观结构与微观社会之间的解释链条尚不连贯，宏大叙事与个案考察之间容易出现脱节；三是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在历史叙事中的整合运用有待进一步深化。
本文以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根本遵循，借鉴“边疆中心”与“长时段”的分析视角，尝试构建“自在聚合—制度嵌入—自觉升华”的分析框架。通过整合考古学、分子人类学、历史地理学、藏文文献学等多学科方法，系统重构青海藏族从史前多元起源到近现代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整历史进程。本文的核心史料包括：2010年以来丁都普巴、宗日等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报告；《汉藏史集》《安多政教史》等藏文文献权威整理本；明清时期的官方档案与地方文献；民国时期的报刊、回忆录及田野调查资料。本文认为，青海藏族的历史演进，是“多元”与“一体”辩证统一的生动体现：其“原生多元性”奠定了共同体的自在基础，历代中央王朝的制度嵌入开启了一体化进程，近代民族危机中的共同抗争促进了认同的自觉升华。青海作为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典型样本，其历史经验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凝聚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一、溯源融聚：史前青铜时代的族群多元与自在共同体生成
传统“西羌单一族源说”无法完整解释青海藏族的族源复杂性。考古与分子人类学研究的进展表明，青海藏族先民是由青藏高原土著居民与黄河流域农业人群、北方游牧人群长期融合而成的多元共同体，这一“原生多元性”构成了后世民族融合的历史基础。
（一）高原拓荒：旧石器时代土著文明根基积淀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直到全新世才开始在青藏高原永久定居。然而，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逐渐改变了这一传统认知。2021—2024年对玉树丁都普巴洞穴遗址的系统发掘，使青海人类活动历史可追溯至至少4.5万年前。该遗址地处通天河上游北岸，海拔约3800米，揭露了厚达5.8米的连续地层堆积，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动物骨骼及大面积连续用火痕迹。综合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遗址最早文化层形成于距今约4.5万年前，是青藏高原保存较为完好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之一。
丁都普巴遗址的石器工业以石核—石片技术为主，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打制，类型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其技术体系既与华北旧石器时代主工业高度关联，又兼具华南砾石工业的部分加工特征，反映了横断山区通道在中国南北方史前文化向高原交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动物骨骼分析显示，当时人们主要狩猎野牦牛、藏羚羊、岩羊等高原特有动物，已经掌握了适应高海拔寒冷环境的狩猎技术。大量用火遗迹的发现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有效控制并利用火源，这是在高海拔环境中生存的关键技术。
除丁都普巴遗址外，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盆地、湟水流域等地，也发现了若干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小柴旦遗址发现于1984年，出土刮削器、雕刻器、砍斫器等石制品百余件，经地层对比与湖泊演化研究，其年代距今至少3万年，是青海省境内已知有地层依据的较早的人类活动遗址之一。拉乙亥遗址发现于1980年，为青海省内首次发现的中石器时代遗址群，年代距今约6700年，出土了大量细石器、骨针以及研磨盘、磨棒等遗物，反映了当时人类从事渔猎、采集的经济生活。这些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他们是青海藏族早期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牧共生：新石器时代文化圈层交互发展
新石器时代，青海地区出现了发达的彩陶文化，主要包括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齐家文化等。这些文化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当时青海地区农业与游牧交融的生业模式。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50年，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的黄河流域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大夏河流域。青海境内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主要有柳湾遗址、民和阳山遗址、乐都脑庄遗址等。其中，柳湾遗址是中国黄河上游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共发掘各种文化类型墓葬1730座，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有“彩陶王国”之称。柳湾彩陶的纹饰丰富多彩，包括几何纹、动物纹、人物纹等，展现了数千年前先民们高超的制陶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
宗日文化是青海地区特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约为距今5600至4000年，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的同德、贵南、兴海等地。宗日遗址位于同德县巴沟乡团结村，海拔约2800米，是宗日文化的命名地。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文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舞蹈纹彩陶盆”和“二人抬物纹彩陶盆”。宗日文化的生业模式兼具农业与游牧的特征，既种植粟、黍等农作物，又饲养猪、狗、牛、羊等家畜，同时还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长期共存，形成了“二元并行”的文化格局。宗日文化的陶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受马家窑文化影响的彩陶，另一类是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夹砂陶，其中本土夹砂陶在整个文化序列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在青海境内，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湟水谷地和黄河干流沿岸，可分为湟水亚型和黄河亚型两个区域类型。民和喇家遗址是齐家文化的重要聚落，发现了大量的史前灾难遗存，包括地震遗迹、洪水遗迹和被掩埋的房屋、人类遗骸等。此外，喇家遗址还发现了大型礼仪建筑、祭坛、玉器等，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2002年，在喇家遗址20号房址中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的面条遗存，是迄今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面条实物，为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
（三）诸羌并起：青铜时代族群网络逐步成型
青铜时代，青海地区主要分布着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诺木洪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其中，卡约文化是青海青铜时代最重要的文化，被公认为古代羌人的文化遗存。
卡约文化因1923年首先发现于青海省湟中县卡约村而得名，绝对年代为距今约3500—2690年（约公元前1500—前690年）。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黄河上游地区、青海湖环湖地区以及柴达木盆地东缘，遗址数量众多，占青海青铜时代遗址的较大比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湟中卡约遗址、大通上孙家寨遗址、贵南尕马台遗址等。卡约文化的生业模式从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为主转向畜牧为主，这与当时气候冷干化的影响直接相关。卡约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纹饰简单，主要有绳纹、划纹、附加堆纹等。卡约文化的墓葬形式多样，有土坑墓、瓮棺葬、火葬墓等，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
诺木洪文化是以柴达木盆地南部命名的青铜时代晚期古文化遗存，年代约距今2900年至汉代。诺木洪文化的遗址主要有诺木洪遗址、塔里他里哈遗址等。2021—2024年对都兰县夏尔雅玛可布遗址的系统发掘取得了重要突破，该遗址是目前唯一一处兼有居址与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经考古勘探共确认3228座墓葬，是西北地区已知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史前墓葬群之一。诺木洪文化的生业模式亦农亦牧，既种植麦类作物，又饲养牛、羊、马等家畜，同时还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诺木洪文化出土了大量的毛织品、皮革制品、铜器、木器等文物，反映了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
这些青铜时代文化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羌人的社会生活、经济形态和文化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古代羌人是中国西部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在青海地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后来逐渐与吐蕃人融合，成为青海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无弋爰剑将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和畜牧业技术传入河湟地区，促进了羌人社会的发展。此后，羌人不断繁衍壮大，形成了众多部落，“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活动范围遍及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
（四）谱系互证：分子人类学下族源混融考释
近年来，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为研究藏族族源提供了新的视角。相关研究表明，现代藏族人群的基因构成中既有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人群的成分，也包含新石器时代从黄河流域迁徙而来的农业人群的成分，同时还受到青铜时代以来北方游牧人群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青海藏族是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反映了其在族源构成上的多元性特征。
202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联合多家机构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为理解青藏高原古代人群的遗传演化与交流互动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该研究从青藏高原不同区域30余个遗址中成功获取97例古代人类个体的核基因组，样本覆盖了整个青藏高原地理区域，年代跨度距今约5100年至100年，是迄今青藏高原采样规模最大、地理覆盖最广的古基因组研究。研究发现，青藏高原人群特有的遗传成分早在5100年前就已形成；其中距今5100年、来自青藏高原东北部共和盆地宗日遗址的人群样本，是迄今发表携有青藏高原特有遗传成分的最古老的个体。研究还发现，这一特有遗传成分由两股不同的遗传成分混合形成，其中主要部分与中国北方9500至4000年前的人群相关，另一部分来源于一个未知的古代人群。这意味着现代青藏高原人群特有的遗传成分至少在距今5100年以来已存在于整个青藏高原各区域的古人群之中，具有较好的遗传连续性。值得关注的是，现代西藏人群携带的EPAS1基因——该基因与人类高海拔低氧环境适应密切相关——也出现在宗日遗址人群之中。这表明与高海拔适应相关的遗传特征在青藏高原人群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还显示，青海地区是古代人群迁徙与融合的重要交汇地带。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向西迁徙进入青海东部地区，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融合；青铜时代，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进入青海地区，与当地的羌人发生接触与融合；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后，大量吐蕃人从卫藏地区迁往青海，与当地的羌人、吐谷浑人、汉人等长期交融，逐步形成了青海藏族的主体。这些研究表明，青海藏族在族源构成上具有显著的多元性特征。
二、政统归合：吐蕃至宋元的区域整合与制度入轨
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的统一，首次实现了青藏高原内部的政治与文化整合，构成了青海藏族早期雏形形成的重要阶段。元朝通过凉州会盟与宣政院制度，将青海藏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管辖，推动了“多元”向“一体”演进的制度化进程。
（一）蕃域一统：吐蕃东进与族群雏形确立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建立了吐蕃王朝。唐龙朔三年（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青海全境自此归入吐蕃管辖。吐蕃王朝在青海设立军政管理机构，推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建立了严密的军事组织和行政体系。
吐蕃王朝在青海地区实行移民与驻军政策，将卫藏地区的吐蕃人迁往青海，与当地居民杂居相处。同时，吐蕃还在青海地区驻军，防守边疆，与唐朝在这一地区形成军事对峙格局。吐蕃王朝在青海地区推行其军政管理制度，藏语言文字的传播和藏传佛教的逐步兴起，对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吐蕃统治青海的两百多年间，青海地区的羌人、吐谷浑人、汉人等逐渐与吐蕃人融合，形成了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青海藏族。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西迁至青海草原后建立汗国，立国三百余年。吐蕃灭吐谷浑后，吐谷浑故地的民众逐渐融入吐蕃之中，其文化也经历了“吐蕃化”的进程。在吐蕃统治时期，青海地区多民族的交融逐步加深，为青海藏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道脉相连：唐蕃古道与跨域共同体营建
唐蕃古道是连接唐朝都城长安与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的重要交通要道，全长约3000公里，其中青海境内里程约占全程一半以上。唐蕃古道不仅是一条政治通道，也是一条经济通道和文化通道，在唐蕃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蕃古道的开通，促进了唐蕃之间的政治往来。据统计，从公元634年吐蕃首次遣使入唐到公元842年，唐蕃之间有明确历史记载的使节往来约190余次，其中唐朝入蕃使节60余次，吐蕃入唐使节120余次。这些使节往来，加强了唐蕃之间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嫁给松赞干布；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嫁给赤德祖赞。两位公主入藏，不仅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也在政治文化层面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甥舅关系”话语。据《旧唐书·吐蕃传》载，开元年间吐蕃赞普上表有“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之语。立于拉萨大昭寺前的长庆会盟碑碑文亦称：“乃与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这种“甥舅”称谓，不仅是政治修辞，也成为后来藏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蕃古道的开通，也促进了唐蕃之间的经济交流。唐朝的茶叶、丝绸、布匹、铁器、瓷器等商品通过唐蕃古道传入吐蕃，吐蕃的马匹、牛羊、皮毛、药材等商品也通过唐蕃古道传入唐朝。茶马贸易是唐蕃之间重要的经济交流形式，唐朝通过茶马贸易获得了大量马匹，吐蕃则通过茶马贸易获得了茶叶等生活必需品。杨红伟、赵巾帅指出，“汉藏金桥”（唐蕃古道）的主干道沿农牧交错地带分布，可追溯至石器时代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中华民族自然凝聚的表征。
唐蕃古道的开通，也促进了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带去了中原地区的历法、医药、建筑、纺织、造纸、印刷等先进文化和技术，对吐蕃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影响。同时，吐蕃的文化也通过唐蕃古道传入唐朝，如吐蕃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内涵。都兰吐蕃墓群是吐蕃时期青海地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该墓群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丝织品、金银器、漆木器、铜器、陶器等，这些文物兼具中原、西域、吐蕃风格，反映了当时青海地区与周边区域的广泛文化交流。
（三）政权过渡：唃厮啰的双重权威与认同转型
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青藏高原进入了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割据时期。青海藏区在此期间经历了与宋、金、西夏等政权的多元互动，最终在元朝实现了超越分裂的地方力量与中央王朝的再度统一。
北宋时期，河湟地区出现了由吐蕃赞普后裔建立的唃厮啰政权（约1032—1104年）。这是吐蕃王朝崩溃后，甘青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藏族地方政权。唃厮啰政权始终奉行“联宋抗夏”的基本国策，其首领接受宋朝的册封，如唃厮啰本人被宋廷封为保顺军节度使、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等职衔，在名义上成为宋朝的地方官员。与此同时，唃厮啰在政权内部又保留着吐蕃的“赞普”名号和传统统治方式。这种“二元政治权威”的格局，是边疆地方势力在没有压倒性外来力量情况下的务实选择，也构成了其逐渐融入中原王朝政治秩序的过渡形态。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的战略主张，为宋神宗所采纳。熙宁五年（1072年），宋朝发动“熙河之役”，直接控制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等州，在河湟地区设立熙河路，推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大量蕃部因此直接成为宋朝的编户齐民，开始接受内地行政体系的直接管理。
（四）藩疆一统：凉州会盟与国家建制落地
1247年，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与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举行会晤，商定了西藏地方归附蒙古的各项条件。随后萨迦班智达发布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号召西藏各地僧俗领主归附蒙古。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包括青海在内的整个藏区正式归入蒙古汗国——后来元朝——的版图。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明确了归附的基本框架：藏区承认蒙古的宗主权，蒙古则承诺保护藏传佛教并给予萨迦派以统治地位。凉州会盟所确立的模式，为后来元朝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之间“帝师—宣政院”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尊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为帝师，在中枢设立总制院（后改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宣政院是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藏区事务的最高机构，其地位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相当，直接对皇帝负责。宣政院的设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藏区事务的先河，对于加强中央政府对藏区的管辖、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在地方，元朝将藏族地区划分为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别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中，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今青海大部分地区、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地区，治所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元朝在青海藏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驿站系统，清查户口，征收赋税，推行法律。元朝在这一地区推行“因俗而治”的政策，任用当地藏族首领为地方官吏，保留了藏族社会的传统制度和文化习俗，这对于维护地区社会稳定和促进民族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