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昆明。
那是一个仍然包分配的年代，按理说，大学生不该为出路发愁。
可张晓刚的档案从川美退回昆明人事局之后，就被搁在那里，无人认领。艺术馆说早已人员满额，文化局、出版局也都已经被塞满。他在家等了三个月，每天醒来，一切仍然没有着落。
他在给周春芽的信里自嘲：现在已不属于"待业青年"，而属于名副其实的"剩余青年"了。
等不下去，他去了一家玻璃制镜厂当临时工，跟砖瓦和沙灰打交道，干最脏最累的活，每天赚两块钱。一个美院毕业生，没有经验也缺乏体能，推着手推车，在车间和工地之间来回，尝尽了鄙夷和冷眼。他后来轻描淡写地说起这段经历，偶尔补了一句：那时候真的很难熬。

转机来自《美术》杂志——他的毕业作品发表之后，昆明市歌舞团终于把那份在档案局里快要发霉的档案提走了。张晓刚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在歌舞团做舞台美工，设计服装，画布景，演出时拉大幕、管服装。
对他而言，工作谈不上理想，但至少有了工资。
在歌舞团里，出风头的是演员，受宠的是台柱子，舞美更像后台里沉默的附属品。张晓刚知道，自己说到底不过有点像"粉刷工人"。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用处，可能是团里有人结婚时，会请他送幅画，他对此倒也坦然："所以我送了好多画，那会儿人家觉得你是有用的。"

他的性格不是那种可以敷衍应付的人。哪怕只是杂务，他也做得认真，于是常常被借调出去帮忙，活越接越多，留给自己画画的时间越来越少。
歌舞团给了他一个独立小房间，大约十五平米，两扇大窗户。他按自己的意思把房间收拾起来，那是属于他的小世界。
很快，这个小世界热闹了起来。
每到周末，文学、绘画、电影圈的朋友，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往那里聚。没有像样的茶杯，就用他的搪瓷缸泡茶，大家轮流喝；到了饭点，拿着他唯一的一只碗去食堂打饭，你一口我一口；偶尔凑几毛钱买一瓶很差的酒，喝醉了便唱歌、跳舞、胡言乱语。那是一代青年在时代夹缝里临时搭起的部落：贫穷，热烈，没什么章法，但彼此之间有一种原始的亲密。
他们骑车去滇池，带一本书，找个地方坐着躺着，聊文学，聊绘画，聊那些刚刚涌进中国的西方思潮。他们把旁边那条浑浊的盘龙江称为"昆明的塞纳河"。
那段时间，他第一次卖出了自己的画。通过程丛林转来的机会，他把几张小画寄到英国BBC组织的一个国际展览，画卖掉了，寄回来一张二十英镑的支票，折合人民币大约两百块——相当于他四个月工资。
张晓刚兴奋了没多久，就发现麻烦来了。那张支票要兑换，需要单位盖章，国家部门盖章，层层登记，再等上几个星期。一张二十英镑的支票，在1982年的昆明，走完兑换流程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大约足够再画十张版画。
那是他与市场的第一次照面：钱是真实的，但怎么取出来这件事，属于另一个现实。

昆明这几年，后来常被回忆成带着浪漫色泽的青春：长头发，牛仔裤，朋友，酒精，彻夜的聊天。可张晓刚自己知道，这种生活的代价不小。房间里总是挤满人，门几乎不锁，私人时间被不断切碎。白天在单位做美工，晚上和朋友喝酒聊天，日子看上去热闹，心里却始终空着。
那是一种比贫穷更隐秘的困境。他吸收了很多东西，见了很多人，听了很多观念，可真正落到画布上，仍然没有自己的语言。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画家来说，这种无依无定，比之前找不到工作时，更让人发慌。
他时常想起大学时下乡的圭山，想再回去看看。他开始觉得在昆明待不下去，就发了个毒誓：五年内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只是，他没有想到"离开"之前，先来了一场大病…
#时代纪录·人物

图：张晓刚在北京松美术馆个展，抽屉空间装置艺术的环境里。画家，《血缘：大家庭》系列作者，香港英国宫廷国际艺术基金当代亚洲艺术新人奖得主，张晓刚-05（摄于2025年12月）。#时代纪录·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