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犹太博物馆，我看了保罗·克利的展览。其中一件重点展品是《新天使》，这幅画之所以出名，既是因为它曾属于瓦尔特·本雅明，也因为它启发了他那篇著名的历史沉思。由于作品极其脆弱，据说即使在以色列博物馆，它也只是偶尔展出。老实说，要从这幅画里读出本雅明从中汲取的那些思想，实在是困难之极。不过，我非常喜欢艺术史家安妮·布尔纳夫的讲座。

据布尔纳夫介绍，这件作品起初是在一块纸板上制作的，上面先贴了一幅十九世纪的路德宗版画，随后克利才把自己的图像画在了最上层。人们之所以能发现这一点，是因为画面表层下隐约可见的线条以及左下角的文字残留。这些细节在原作上可以看见，但在各种复制品中往往被裁掉了。布尔纳夫由此延伸，转向本雅明关于原作与复制品关系的讨论。确实，不仅这类细微之处，就连复制的时机和方式，都可能使复制品彼此之间产生很大的差异。更不用说，它们全都与原作不同。

借助这件作品的分层结构，布尔纳夫从艺术史的角度揭示了它多重历史地层，这个视角与本雅明本人的方法并不相同。另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她讨论了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的《伊森海姆祭坛画》从阿尔萨斯转移到慕尼黑之后，对当时艺术家产生的深远影响。事实上，克利的《新天使》似乎非常直接地受到其中《复活》画板的影响。

克利对我来说仍是一位难以捉摸的画家，也并非我个人特别偏爱的艺术家。但了解战争如何形塑了他的创作之后，我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