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对自己居住的北京，也没有什么怨念。我从来不觉得这里的生活是北京自身造成的，相反，是北京和我一起遭遇这种生活。

时间这东西，在事后总是被人打上标签，这是黄金时代，这是历史的垃圾时间，那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但是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区别很小。快乐的时光很短暂，总是留不住。其他的日子很漫长，想要熬过去，总是需要一些类似酒精的东西麻痹诚实的肉体。

根据这两年年轻人之间流行的观点，我们据说生活在一个叫“东亚”的地方，这里的“父权”无处不在，年轻人从身体到精神上都受尽折磨。

年轻人中还分出来两个性别，互相指责，把“世风日下，中国人不生孩子，经济迟迟没有强劲反弹”的罪名都扣到另一半的人头上。

这两年很多网上的观点一传到我这里，就觉得郁达夫好像出现在了自己面前。100多年前他大概就用这样的腔调写自己看到的一切。一切眼前的萧条和破败，都跟自己没有关系，我是纯纯的受难者。

年轻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把这世界上的问题都推给别人，实际上并不能。

比如一些人把亚洲的“父权”说得一无是处。但是她们在谈论彩礼和江浙沪独生女一类的话题时，讲到一个完美的父亲“托举”女儿时，两眼放光根本掩饰不来。

还是这些人，把抽烟的人贬低地一无是处，然后全推给“可恶的中年男性”。实际上在我居住的北京，写字楼下抽烟的女性，抽电子烟的年轻人，比比皆是。我偶尔觉得烦，就多走两步绕远一点。

大部分时间，我觉得这是男女平等的体现，北京越来越像巴黎了，巴黎的女孩子就到处抽烟。而且北京比巴黎好，巴黎街头的烟头乱丢，北京有人打扫干净一点。

体力劳动者比我们更需要烟。我在肯德基吃完早餐出来，看到刚才给我端餐盘的大姐。两班之间只有15分钟休息时间，她拍拍围裙发现没带打火机，熟练地拦下路过的美团骑手借个火。

骑手掏出来火机一把点火成功，烟雾升起，一颗破碎的心被拯救了。

这是不是在公共场所抽烟的“不文明现象”？是的，但是我此时只想按下快门拍下劳动者之美。

生活在今时今日的中年男性知识分子，和鲁迅先生当年是一样的，这是密斯王，这是密斯许，这是悄吟太太，一个女士的称呼都不能错。又要面对萧军来预支稿费，四条汉子登门拜访。

何时俯首为孺子牛，何时横眉冷对，真的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我的公司原来里有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做一个跟青年文化相关的自媒体。他们自成体系，围在一张大桌子前面。一个比我年轻三岁的合伙人在张罗，我常常以“父权”自我警示，几乎不管他们。以至于后来我坐在办公室里像一个外人，他们三三两两从我面前走过，约定好了今天晚上要去哪家酒吧团建，完全没有把我当老板看待。但是运营资金入不敷出的时候，会找我“借钱”。

经济好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是大体赚钱的，有很多综艺、电影急于给自己批上“青年文化”，“Z世代”，“女性主义”的外衣。

后来这些东西在疫情中几乎被一网打尽，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散去了，很多人去了上海。

这些年一直不断有朋友要离开北京，去上海，临行前一杯酒下肚，生活的苦水全部吐给北京。我听他们讲话，也不过多争辩，就说北京之外写不出一篇好稿子，祝你们早去早回。

我对上海没有特殊的好恶。工作的时候去过很多次，有的时候钻在写字楼里一呆一周。有时候从虹桥打车，再打车去虹桥，两顿饭时间，匆匆来去之间。

但是从东北回来之后，我就觉得一定要去上海看看郁达夫。好像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对我而言，就是这么一个家庭，鲁迅是温柔而严厉的父亲，有一双天才儿女，女儿是萧红，儿子是郁达夫。

萧红笔下的鲁迅是毫无爹味儿，就是所谓摆脱了东亚“父权”的千年恶性循环的。但是女儿对父亲的描述，不能真的证明这一点。因为父亲对于儿女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于女儿常有多一点的偏爱和自由。

要确认他究竟有没有爹味儿，还是要看解开儿子的衣服，看身上有没有鞭子的痕迹才好。

 
于是35岁这年的春天，我出发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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