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本中阿尔丰斯·都德《最后一课》的加害者问题

阿尔萨斯从以前起就是德语圈地区，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大多以德语方言阿尔萨斯语为母语。阿尔萨斯的孩子们以德语的一种方言阿尔萨斯语为母语，因此他们不会说也不会写作为国语的法语，必须特意到学校里学习它。作品中的主人公弗朗茨也说，自己才刚刚学会写法语。阿梅尔先生所处的位置，是向以阿尔萨斯语为母语的阿尔萨斯人强加法语，把它作为“自己的语言”或“国语”。实际上，反对法语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本作出于政治意图，明确遮蔽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背景知识而只阅读这篇短篇，就会觉得阿尔萨斯人仿佛只是被占领军强迫学习作为外语的德语。

在日本，这篇小说于1927年，即昭和二年，被采用为教科书教材。战后一段时期，《最后一课》从教科书中消失，但1952年，即昭和二十七年，又再次出现。不过，也有人提出批判，如田中克彦《语言与国家》以及莲实重彦《反＝日语论》等，认为这是一部带有政治性的作品，具有通过“国语”意识形态否定语言多样性的侧面。此外，战后的法国政府已经允许在当地进行阿尔萨斯语和德语教育，这部作品中的法语纯化思想也早已成为过去。自1985年，即昭和六十年起，它在日本也不再被教科书采用。

莲实重彦：这确实是一个战前日本知识分子会为之感动的故事。据说也有人因为读了这篇短篇而开始学习法语；但它何以具有神话性，从连专攻语言社会学的铃木孝夫氏也在谈及《最后一课》时，说它“出色地描绘了即将被夺去母语的人们的悲伤，以及他们宁死也不愿被夺去母语的决心，也就是对自己语言的爱恋”（《封闭的语言：日语的世界》，新潮社）这一点来看，便已十分清楚。

然而，正因为都德的这篇短篇越是神话性的，我们就越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它所激起的感动是赝品，而且源自语言社会学上的无知。因为，从语言社会学上完全可以证明，在这篇短篇所处时代的阿尔萨斯，法语根本不是一种值得人们热爱的国语。人不应如此单纯地为文学所感动，尤其是在依据一部不过是虚构的作品的一部分来展开议论时，更必须格外以现实的目光加以注视。如果无视从第二帝政末期到普法战争，再到巴黎公社这一时期阿尔萨斯地区究竟生活在怎样的语言—文化状况之中，又无视这种状况是法国何种语言—文化政策的反映，那么那种被“最后一课”上国语教师凝重的表情、压抑的叹息和哽咽无语所打动的精神，所能做的也不过是玩弄无视历史现实的抽象思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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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激烈地反抗这种统一政策的，正是位于边境、并收容了众多流亡者的布列塔尼地区和阿尔萨斯地区。人们仍旧继续说地方语言，行政文书和通告等如果不被翻译成地方语言，就无法被理解。户籍法的制定、征兵制的施行、就业上的必要等条件，虽然多少有助于法语的普及，但统一的步伐极其缓慢，以至于第一帝政时期的统计局长格雷瓜尔·德·蒙普雷在1807年不得不承认，其效果几乎没有显现。

语言统一政策在教育行政方面重新得到强化，是在普法战争之前的第二帝政时期。大革命之后的语言统一政策是维持国家统一的首要条件；与之相比，十九世纪中叶这种风潮的复兴，反映的是拿破仑三世的领土野心以及扩大殖民地的梦想。无论身在何种地方，教师都被严禁在教育场所使用地方语言。激烈抵抗这一政策的阿尔萨斯人，为了获得双语使用权组织了持续性的运动，并作为特别措施勉强维持了阿尔萨斯语课程。然而，这门课程也被缩减为每天三十五分钟的短暂时间，而且授课本身还必须用法语进行。既然绝大多数学生对地方语言的理解远远好于对法语的理解，那么从效率上说，这实在是一种极其荒谬的授课形态。

然而，阿尔萨斯地区首府斯特拉斯堡的学区长，却给其下属视学官寄去如下书信：“如果有教师疏忽了这一点，请务必报告其姓名。”（据《法语》杂志 Langue Française 第25号中 Marc Hug 的论文《阿尔萨斯的状况》）这里应当注意的是，这封信的日期是1859年7月12日。德法停战协定成立是在十二年后的1871年。因此，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之后沉默下来的《最后一课》中的教师，无论作者都德的意图如何，都将成为那些不愿让斯特拉斯堡学区长知道自己姓名的教师之一。无论如何，他都不过是一个把对于阿尔萨斯人而言的他者语言作为国语强加给他们的加害者。

因此，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引用《最后一课》的铃木氏，不能不说是陷入了他本人时常指出的那种文化误读。我们应当从《最后一课》中读出的，绝不是对法语这一“自己语言的爱恋”。那种东西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一种政治性的虚构。并且，更应该从阿尔丰斯·都德的短篇中读出的，乃是这样一点：积极地为这种虚构的神话化作出贡献的，往往正是那些玩弄语言之知的教师或文学家之类的人物。今日许多关于日语的论述之所以总显得有些可疑，不正是因为在其背后，可以隐约看见一种近似《最后一课》中那位教师的、善意的加害者性吗？

实际上，齐藤一郎氏曾在《法兰西》杂志1975年1月号中介绍过自己的经历：他发现《最后一课》这篇短篇对于某些法国人而言，是一部极其令人不快的作品，并因此大为震惊。在巴黎结识的一对法国夫妇问他开始学习法国文学的动机时，他便谈起自己读到《最后一课》时的感动。于是，对方夫妇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微妙而尴尬的沉默，并僵硬了起来。原来，两人都是出身布列塔尼的布列塔尼人。和阿尔萨斯人一样，他们也是被法语夺去了自己语言的人。因此，齐藤氏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轻易地说什么“法语美丽”，也不能轻易地说什么“法国人无比热爱母语”。

出自蓮實重彦『反=日本語論』筑摩書房、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