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61本）：王东杰《规划社会的来临：重读〈大同书〉》（四）

第5章讨论大同世界的生命、生产与生活。康有为认为，大同不是自发产生或逐渐形成的，而必须依赖精心安排，所有的平稳都运行在严丝合缝的理性网络上。康有为从以下四个方面为大同世界作出具体设计。

一是生命周期层面。康有为认为，大同世界公民的一生，在未成年、成年和暮年期有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二十岁之前，一个人的主要任务是接受社会公养和规训，将自己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天民”；二十岁之后，他/她将走上职业生涯，用劳动养活自己，报答社会的养育之恩，也享受生活的各项福利；到暮年，如果愿意，将再次成为公共赡养的对象。这种被规划的人生，集中体现在人本院的设置上。在这里，孕妇的身体不再具有主动性，而是被公有化了，母亲变成用身体奉职于社会的人。对于未成年人的规训，康有为格外倾心军事化管理，所有儿童都接受同样的教育，享有同样的经历，也被期待成为同一个样子。

二是经济层面。康有为强调“公”的意义，主张废除私产，改归公有公办。他认为私有制会导致贫富不均，败坏道德心术，造成物质、时间和劳力的浪费。大同世界的经济针对全球生产和消费进行总体规划，是生产、行政、教育、科研、生活的一体化。大同世界生产单位的规模极其庞大，几乎所有人都隶属于某一特定部门。大同世界的运行高度依赖科技，而机械化尤其令康有为钟情。

三是政治层面。康有为将大同世界的政府分为全地公政府和地方度政府，前者由24个部院组成，后者结构大体相同，只是将“部”改称“曹”。基层政治实行地方自治，当地企业负责人就是地方政治的领导人。他还打破“以地势为界”的分域原则，改以经纬线为准，将赤道南北各分50度，东西亦分100度，共计万度。为了使这些度成为统一模样，需要铲除天险、发展交通，实现自然的齐一、均质和人工化，将“地方”改造为“空间”。

四是日常生活层面。康有为在公政府设立了极乐部，“掌人道极乐进化之事，凡音乐、美术、游戏、博物、动植物皆属之”。大同世界无家无室，人也是流动的，无论住在哪里，都是临时居所。康有为本人很懂得享受生活，认为生活的奢华是“公理之至”，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推崇前者，因为城市工商业是通过“人术”获得的。

第6章讨论大同世界的精细化治理，即所谓“纤悉之治”。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设计以理性主义为基础，认为越是至福极乐的世界，越需要小心保养。因此，政府必须扩大其责任，采用“干涉主义”的态度介入人民生活。如果说君主专制追求的是“不乱”，那么共和之制追求的就是“纤悉之治”，使“一民一物，皆发扬而妙用之”。这种规划社会的思维是一种全景视角下的整体思维。例如他在百日维新之初就主张设立制度局，负责总体设计改革方案。与崇尚零敲碎打、因事制宜的思维不同，规划主义看重预先构想和全面掌控的能力。这就要将世界的复杂性加以简化，其中一个诀窍就是将事物化为数字，使其在抽象层次上比较、换算。康有为对几何原理非常推崇，这化为他规划大同世界的基本思路，即把握公理即可把握事物全貌，且由一可以推万。不过，几何思维也使康有为将时空均质化、抽象化，将自然之中的多样性尽量抹除。康有为对井田制特别崇拜，这也是几何思维的一种表现。

大同世界的完美秩序与其说是人性至善的果实，不如说因为它背后有一道慈爱而警觉且永不倦怠的目光，随时把手放在制度的旋钮上，一旦出现问题便立即调整。为此，康有为为大同世界设计了奖惩制度，将“做苦工”作为一种惩罚，使羞辱成为治理工具，将贫穷视为道德问题。

最后，本书还专门设置了“结论”，为《大同书》的思想做出理论化的概括。作者认为，《大同书》是近代大同主义思潮最为丰硕的果实，通过将儒家、佛教和多种近代西方观念整合进一个新的思想架构，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诸多限制，具备未来主义的历史导向和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结论中回答了一个重要的疑问：为何说《大同书》是“现代”的？作者认为，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僵死的系统，而仍然具有创生的力量，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随处可见传统的影子，但还是要将其归入“现代”一边。为证明这一点，本书作者提出一个新颖的思路，就是将《大同书》放入最近半个多世纪西方学界“现代性”批判的对象之中。康有为成功预见到20世纪下半叶“发达资本主义”的诸多迹象，例如效率、可计量化、可预期性、控制，而这些恰是现代性批判的主要对象。《大同书》的某些制度在20世纪中国得到落实，例如大型国有企业。《大同书》的现代性也值得反思与批判，例如：大同真是至乐之境吗？按照康有为的设计，大同世界的原则与其说是快乐，不如说是“正确的快乐”，然而一旦“正确”成为一种义务，便不再是“乐趣”。理想之所以具有价值，正因为它隶属于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当它试图用一个完美方案抹去现实时，就占据了恶的位置。另外，被强迫的“喜乐”还是“喜乐”吗？追求万物齐同很可能是在为暴力的泛滥铺设可能。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