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次病毒感冒发高烧，去南京市儿童医院，医生几乎必开医院的“拳头产品”——抗601合剂。这药是上世纪60年代医院自主研发的，由黄芪、黄芩、黄柏、大黄、板蓝根、金银花六味药组成。结合组方来看，它大概率是当年“西学中”热潮下的产物，却也成了我难忘的童年阴影。
实在太苦了。 几乎是捏着鼻子、硬着头皮往下灌，而且不止一次，喝完之后连胃都翻了个底朝天。据说后来因为口感问题实在太突出，2000年以后的配方把黄芩去掉了。
这段童年经历，直接影响了我日后的用药风格。到现在，我对苦寒药都本能地保持距离。黄芩本来就很少用——有一次病人说加了黄芩之后，煮出来的药汁像黄泥水，于是用得就更少了。黄柏一般只在开“封髓丹”时才用，量控制在3-5克。黄连这两年用得稍多了一些，同样控制在3-5克，但往往会配些大枣，病人反馈说口感不算太苦。至于大黄……它的气味能瞬间把我拉回那个捂着胃、眼泪汪汪的童年，所以大黄我几乎不用。
细细想来，医者的用药风格，总与人生经历有着一条无形的联结。这份联结，有时是积累下来的实战经验，有时却也会变成思维与用药上的局限。我心里清楚，自己刻意回避苦寒药，并非全然出于理性判断，其中掺杂了不少童年留下的心理印记。一名合格的医者，既要正视自身的体感与过往记忆，更要有勇气重新审视、慢慢突破固有认知。
那一碗苦涩的合剂，曾是年少时的噩梦。而今回望，它竟也是我学医路上最早的一味“引子”。它让我明白，药材从来不止是治病的物件，更串联起人的记忆、心绪，以及与过往慢慢和解的勇气。
诸位晚安！
#国医的精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