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一条读者的留言，他是这样说的：

“刚看到你关于新书《摇落》的推文，你说你要写你父母那一代的农民，也要写你自己这一代的留守儿童。我看过之前你写的一篇文章，不断地去写底层人的日常与艰难。他们值不值得去写？当然可以写他们。但一而再再而三去写，是否有意思？我觉得没有意思。而且写他们的作家已经够多了。

我们的国家在进步，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这个过程，的确是有部分人在承受代价，但他们之后也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你作为一个作家，不应该总是去翻旧账，总是揭过去的伤疤，应该也目光投放到现在的美好生活上。

那些巨大的成就不值得去写吗？那些幸福的事情不值得被记录吗？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一种叙事中了。我认为你应该走出来，多看看，才能成为视野更宽广的作家。”

在我想着如何回应他的话之前，我想到了自己手边的一张照片，是从我父亲的遗物里找到的。照片里，我的母亲和父亲都还年轻，面容清瘦，看向镜头的眼神满是忧愁。我记得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候他们常年来往长江两岸种地。

他们在愁什么？原因很具体。当时老家闹内涝，我家的地全被淹了。长江一带持续强降雨，洪水到处泛滥，田里的庄稼全部泡在水里，尽数被毁。父母耗费在土地上的所有心血，一下子全都白费了。

住在大城市里的人，很难真切体会到洪灾的可怕。每到夏天，新闻里总会爆出哪里溃堤、哪里有人遇险，画面里常常都是我老家那片土地。这让我一直有种分裂感：一半的我活在大城市里，处在安稳的假象之中；另一半的我，心永远悬着，为亲人，也为故土。

但家里人说起这些往事，语气都很平静。这么多年过来，类似的灾害经历得太多了。住在长江边的人，谁没见过洪水、没熬过内涝？就像身上落下的旧伤疤，隔几年就疼一次，连疼痛的感觉都差不多，所以早已不会慌乱、不会失态。而这份平静背后，还有更深的原因：日子再难，我们也熬过来了，不至于活不下去，艰难，但尚能承受。

可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说不清的惶恐。如今整个世界都在剧烈变动，疫情、洪灾、人祸，国与国的隔阂，观念的撕裂……处处都透着暴风雨来临前的躁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只能在不确定的等待里，好好活着。

而这份看似安稳的“好好活着”，其实建立在极其脆弱的平衡之上。我刚好有工作，父母刚好身体康健，洪水刚好没有冲垮我们的房子……只要其中任何一环出错，接踵而至的就是无尽的难处。

可世上还有太多人没有这份侥幸。房屋被冲垮的灾民、三千吨茶叶被水泡坏的厂主、赶路赶考却不幸离世的孩子……苦难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随时随地会落在普通人身上。说到底，我们现在的安稳，不过是侥幸而已。

再回到这位读者的留言，我也反问自己：我真的是在翻旧账吗？

就像我在《摇落》里写的留守儿童，现在依然大量存在。他们的困境，从来没有被根本解决。我们九十年代那代人，因常年与父母分离留下的心理创伤，难道在新一代孩子身上就凭空消失了吗？并没有。

所以这不是翻旧账。只要现实没有改变，这些故事就永远常写常新。

每个时代都有站在风口的人，享受时代红利，风生水起。可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只能被时代大潮推着走，身不由己。但他们不是被动活着，都在拼尽全力撑住自己的日子。脆弱，却也坚韧。这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底色，也是我的底色，更是我想写进书里的东西。

以前总有人说我只会写苦难。我一直很诧异，因为我从来没刻意写苦难，我写的只是普通人最真实的日常。很遗憾，很多人的生活本就不光鲜、不亮丽，只有挣扎、窘迫和数不尽的苦涩。我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写他们，就是写我自己。

这是我的写作意义，也是我写《摇落》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