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是专属于东方的风骨美学 ——评风与潮

本来有很多感慨，但交评交的晚，也不好意思让大家听我碎碎念，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
相信只要看过这部剧，都能得出一个结论，这绝对是一部没有短板，从立意，剧情，节奏，人物，情感全方位优秀的好剧，尤其是主题清晰，真正写明白了——何为中华“儒商”。

众所周知，曾经的社会等级是按照士农工商来划分的，商处于最底层。究其原因，是因为交易行为没有门槛，人类社会中只要存在供需关系就会产生贸易，而与士农工传承所需要的“知书达理”不同，商人获利，往往要敢于不墨守成规，违背常理，甚至是善于“钻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无奸不商的风气和刻板印象。直到宋明限制科举，一部分读书人选择“弃儒从贾”，导致一些发迹的商人也开始产生社会地位的需求，逐渐从世俗走向了礼教，开始附庸风雅，儒商的形象，便逐渐开始形成。
但到底什么样的商人才是儒商？有人以为就是儒雅的商人，其实完全不是……

儒商——指的是以儒家思想指导商业实践，信奉“仁义礼智信”，追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人。明代汪道昆对此有过总结：“第为儒贾，毋为贾儒”，可以说，这句话就是对风与潮内核最好的诠释。
儒在表，内里唯利是图，那再体面的西装革履，也不过是掩盖骨子里兽性的外装，正如剧里的日商和部分葡商。只有那些真正以儒为风骨，做到“穷时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才配得上儒商二字，就像剧里的何贤、马万祺。

所以，何贤本质上是个以商为用的人。
他的儒，不是一个设定，而是从仁义礼智信五个纬度上精心设计过的。比如他的仁，有人看到了为民请命，有人看到了万人坑痛苦落泪，可我却震撼于何贤在码头的惊人一跪……
乍一看，何贤这里是走投无路，为两斤米折腰，可真入绝境，他不会先辞联昌，后撒米救人，在我看来，何贤愿意下跪，是因为他理解侠少的百般羞辱，是基于爱国情怀对他产生的“误解”，他心有愤怒却不怨恨，始终将之视为同胞——他何贤就是能忍同胞的胯下之辱，却不吃日本的嗟来之食。
实话说，要一个人在风光体面时仗义出手是不难的，那是正直，正如马万祺始终奔走在抗战救国的前线，要一个人身负家仇国恨忍辱负重也是不难的，那是忠烈，所以音婉自高楼一跃无怨无悔，可要一个人在尊严被碾碎的绝境依然保持着对同胞的同理心，全剧只有何贤一人能做到。他的仁，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骨子里对同胞苦难的感同身受，他对人性是宽容的，所以能取大义而舍小节，这也是我爱上何贤的第一个瞬间。

而何贤的智，其实是无需赘言的，毕竟凭着一己之力就将泽大佐的仇恨值拉的稳稳的，说一句全剧脑力担当毫不为过。值得特别说一下的，是何贤的智，有些与众不同。在他的棋盘里，决定成败的因素，往往取决于人性博弈，他是个极其擅长利用对手性格弱点，精准下套的猎手，从开场利用时间差给日本人做局，再到买粮时，赌场利用杨昌激阿荣，以退为进的港元保卫战，火中取栗巧盗印钞纸，何贤每一次都是在对手急躁时沉稳，对手犹豫时果决，完全应了一句金融秘诀：别人贪婪我谨慎，他人谨慎我贪婪。
然而这句话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是违背人性的。何贤在洞悉他人的同时，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战略自控力，这让他的“智”，看起来不是机关算尽的小聪明，而是从容优雅的运筹帷幄，光这个气质，可以说近五年，几乎没有什么影视作品的人物能做到了，何贤何其难得……

再就是何贤的礼义信，礼，体现在他的每日三省，义，体现在他的家国情怀，而信，除了商业信誉，何贤更难得的是永不负所托，要么不答应，如果答应，拼死也要完成。

可以说，从人设上，何贤是个标杆型君子，没有道德瑕疵，没有人性污点，属于典型的“伟光正”，这种角色塑造起来是不讨巧的，不仅台词很容易说教，情节上也经常要开金手指，但何贤的演员，用一种很独特的气质，平衡了人设上的“盈”，防止了“溢”的结果。
那就是赋予了何贤一种“刃”气，甚至可以解读为杀气。

说到这个，就得聊聊主演任嘉伦。

实话说，他有段时间几乎从我视野里消失了，而我对他，以前甚至是有些“刻板印象”的。万万没想到，国超再次出现，竟是以如此蜕变之姿回归，彻底颠覆了我对他的固有认知。
从无忧渡到佳偶再到风与潮，我几乎找不到曾经任嘉伦的影子。
他改变了所有表演习惯，个人动作，台词上，更是能明显感受到他下了功夫去提高，进步简直是肉眼可见的。有些非科班的演员总认为台词就是“说话”，这是极大的误区，说话可以用白嗓，台词却要从发音方式开始训练，想准确表达人物情绪，就必须有精确控制声调高低，音量大小的能力，这绝非一日之功，更不能靠无缝进组“积累”，必须专业训练，而任嘉伦现在连台词的发音方式都变了，很明显，私下在花大力气完善自己的表演，光凭这一点，在我这里，像风与潮这样的资源，完全是他应得的。

因为他的蜕变太大，三言两语也聊不完，这里我就不啰嗦了，如果将来有时间，我专门为他写一篇。

现在说回正题，我认为正是任嘉伦在消化理解后，刻意给何贤赋予的“刃”气，将角色从一个儒商转化成了“儒将”。
风与潮是个大型历史题材剧，表达的主题是反法西斯联盟的人民史观，何贤是个载体，而不是主体。所以，这不是人物传记剧，而是纪念澳门抗战史的抗战题材，那为什么选择何贤来做主视角，剧中除他之外，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商人，为何不是其他人？我想任嘉伦应该也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他给出的答案，就是要何贤身上除了君子之风，还要有杀伐的“将”气。
我很喜欢的一位经济学者曾说过一句话：如果财富有边疆，每一个企业家都是卫青霍去病，请守好每一寸领土。
抗战时期，澳门没有烽火，可澳门不缺战场，事实上，战役就发生在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的金融狙击中，既然是战争，就需要统帅，而统帅型的商人需要什么气质？四个字：杀伐果决。
何贤是儒商，也必须是儒将。
有人说，何贤出场即完美，全剧没有人物弧光和变化，这是标准的误读，事实上，任嘉伦把何贤从儒商到儒将的转变，是非常清晰的表演出来了。

早期的何贤就是防守型，他身逢乱世也能积累薄产，说明心智过人，可他所求无非是守护家人，尽己所能。香港未战时他就已看到危机，赴澳谋划后路，可港府投降，身无长物的他却开始思虑若毫无根基，难以在澳门白手起家，可以说，前期的何贤，思考时总是先看到危机，而不是商机，他的谋划逻辑在于兜底，而不是利益最大化，但后期，他看到的甚至是稍纵即逝的战机，为了达到战略目标，可以将自己乃至身边人都算在了牺牲和代价之中，这种思想的转变，就如同宝剑开刃出锋的过程，慢慢将一个文雅瘦弱的商人，淬炼成了锋芒逼人的利器，充满了力量，从而让这个中日对抗的故事形成了拉扯张力。
这就是为什么风与潮作为一部几乎没什么动作戏，也没有谍战元素，依然能够保持惊险和快节奏的主因。

因为主演是把自己当成领兵打仗的“将军”在演，而不是真的在演一个商人。

他将何贤的礼与雅，处理成了隐忍的战略，他将何贤的谋与化，处理成了博弈的筹码，在他心中，战场就是有输赢，有牺牲的，重要的是，牺牲换来的战果，必须最大化！
所以剧中每当何贤出场，大家就会立刻有了主心骨，觉得他像定海神针，让剧里剧外都有了安全感。这是剧本所赋予角色的么？绝不是……这是演员给的。因为演员把何贤的情绪，死死的压制在了“稳”这个大前提之下。
显然在任嘉伦心中，一个将军，必须要先稳住自己，才能稳定军心，进而稳住局面，理应将每件事，每个人的因果、可能都算无遗策，既然已经穷尽所想，当然也就不会出乎意料，哪怕是最坏的结果，他在心中也早有预演，他会不愿、不想、更不舍面对，但绝不会无法面对。
所以港币保卫战打完，所有人都在屋里欢庆，只有何贤心事重重，大濠帮的三爷舍生取义时，他眼含热泪但沉默不语，音婉跳楼前告诉他，以无我之心，所向无敌，这明明是句常人所不能接受的道德绑架，可他却在心中反复咀嚼，下定决心。
那一刻的何贤，心狠到了什么地步呢？狠到了哪怕舍弃最尊重的阿爸和最疼爱的儿子仔仔，也绝不向日本人妥协。
何贤的魅力，正在于他明明是个至情至性，至仁至善的人，却一次次顶着愧疚，内耗，背负沉重的自责，也还是坚定的站在对抗的最前线，在对澳门的一场场保卫战中，对他来说最容易的选择题，其实是舍弃自己。可就是这样的人，在每一次的布局中都要竭力让自己全身而退，因为他知道，自己活着所能创造的价值，才是更大的。
他是属于澳门人民，属于全国同胞的利器，他的存在，是为了全国抗战的物资，是为了给澳门所有同胞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不可轻言生死，更不能妥协让步。他要争，要赢，要坐在话事人的椅子上，警告澳葡政府，永远不要妄想将自身利益放置于中华人民之上……
大家有多久没见过，一部剧里，一个演员能够将角色演出“以身为器”的质感了？任嘉伦的何贤做到了！
也正是这股演员赋予的“刃”气，让何贤哪怕有再多优点，也只是名器之上的点缀，越绚丽，越显名贵。

不得不说，导演组选择任嘉伦来演何贤，实在是神来之笔，他为了这个角色极度消瘦，不止满足了战乱的历史背景，更从外形上，强化了“刃”的质感，在一众演员中，他的身型越是瘦小单薄，就越突显“锋利”和“精巧”。为此，他还刻意设计了不少细节，比如走路步履比常人稍快，为了表现人物的雷厉风行与高效，对戏时大量采取直视，既能表现角色的真诚本质，也能在面对敌人时，有足够的压制和表现出“不卑不亢”的上位感。
任嘉伦的何贤，是一座压在日军帝国头顶的火山，内里熔岩沸腾，外表坚韧不催。敌人用尽手段，激不动他，也吓不退他，更看不透他，他的存在是一种态度——我就是要堂堂正正的站在你们面前，任凭你们用尽肮脏手段也难逃军国梦碎，一败涂地的时刻！

历史的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这部剧的成功是属于真诚的……演员，导演，编剧的真诚，让这部剧充满了力量，我认为重大奖项欠风与潮一个交代，但无论什么结果，在我心里，这部剧在重大历史题材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我要向所有人安利……想要见到真正的儒商风骨，想要找回东方文化价值的内核，真正的人民史观，就去看看风与潮吧……绝不后悔！

#任嘉伦风与潮##风与潮##任嘉伦##风与潮何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