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律》秉持“务使宽简”的原则，彰显了一个新兴帝国治世济民的信心。
李渊这一宗旨在他的后代身上的有效传承。秉承《武德律》确立的法治精神，唐太宗即位之后，便对这一开国之法进一步做出修订，“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于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者七十一条”，是为《贞观律》；及至高宗，长孙无忌等人又以《武德律》《贞观律》为蓝本，再行宽简之法，是为《永徽律》。此后，高宗又着人对《永徽律》做出具体解释，形成《唐律疏议》。一部《唐律》，历经三朝，终至完善。
毫无疑问，《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清人纪昀曾云：“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代断狱，亦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宋元明清的律文尽以《唐律》为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