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开都领袖”：孙权，一个改变了中国走向的人。

公元229年秋，一个四十七岁的男人穿上龙袍，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吴，年号黄龙。。几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影响此后一千八百年中国格局的事，迁都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他是第一个在南京建都的皇帝。南京“六朝古都”的称号，从他开始。南京大学历史学家胡阿祥在《回望六朝 品味金陵》中写道：“孙权是建都南京的第一人，历时69年的孙吴一朝，提升了南中国的政治地位，促进了南中国的经济发展。”
说他是“改变中国走向的人”，不是夸张。建都南京，只是孙权诸多“第一”中的一件。

先说一件事：台湾。

公元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夷洲，就是今天的台湾。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有明确记载的、大规模经略台湾的行动。一万人的舰队，从建业出发，横渡海峡，登岛，驻留，与当地土著交往。史书写得很简略：“得夷洲数千人还。”但这一行字，是一千七百多年后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最早法理依据。

当时的台湾，对中原人来说是一个近乎神话的地方。《临海水土志》里记载，那里的人“以石为兵，剥兽皮为衣”。孙权派去的军队，带回了关于台湾的第一次官方调查报告。

孙权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人说是为了找长生不老的仙药，有人说是为了扩大版图。但不管动机如何，他用船队，把中国和宝岛连在了一起。

也是他把江南变成了中国的经济重心。

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方。江南是什么？《史记》说它“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饿不死，但也富不起来。用当时中原人的话说，那是“卑湿之地”，是贬官流放的地方。

孙权改变了这一切。

他推行屯田。大约在建安七至八年间，孙权开始大规模实行屯田制，分军屯和民屯两种，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等官职专门管理。他在今浙江境内开辟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在湖滩开垦土地建立毗陵、湖熟、溧阳等屯田区，在长江中游建立浔阳、阳新、武昌等十余处屯田区。史料记载，仅毗陵典农校尉辖下的屯田客就有数万口。江南的大片荒地，第一次被系统地开垦出来。

他发展水利。在句容修筑赤山塘，在建业凿东渠与潮沟相通，引江水灌溉农田。公元245年，他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开凿破岗渎——一条人工航道，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连淮水，直抵建业城下。这条运河不仅避开了长江风涛之险，更把建业与太湖流域紧密连在一起。

他发展造船和贸易。建业的船坞能造大型海船，《太平御览》引《吴时外国传》记载，吴国大船长二十余丈，可载数百人。吴国的商船到达过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甚至远达大秦属国。孙权曾派上百艘大船，满载货物到高句丽贸易。

历史学者杨洪贵在研究中总结：孙权时期，“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长江沿岸商船往来不绝，大商人“乘时射利，财丰巨万”。吴国灭亡时，江南已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也是后来的东晋和南朝选择在三吴地区建国的重要原因。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孙权的态度。公元226年，他采纳陆逊的建议扩大屯田，将自己驾车的牛由八头减为四头用于耕地，还亲自下田耕种，“与众均等其劳”。一个帝王，把拉自己车的牛送去耕田，自己卷起裤脚下地——他想要这片土地富起来，不是说说而已。

此后的历史证明了他的远见。西晋灭吴后，江南的繁荣没有消失。永嘉南渡，北方士族举族南迁，落脚的地方正是孙权打下的基础。隋炀帝开大运河，连接的也是这片富庶之地。唐宋以后，江南成了“天下粮仓”，“苏湖熟，天下足”。中国的经济重心，从孙权开始，正式南移。

这是一个清晰的历史链条：没有孙权的开发，就没有东晋南朝的立足；没有东晋南朝对华夏文明的保存，就没有后来唐宋的江南繁华。

一个人做对了什么，历史会用千年后的结果来回答。

今天在南京，孙权的遗迹已经很难找了。他的陵墓叫蒋陵，在梅花山下，一个不起眼的土丘，一块碑。导游带游客从它面前走过，偶尔有人停下来问一句：“这就是孙权的墓？”然后拍张照，走了。

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个人的陵墓，让朱元璋当年修建孝陵时，特意绕开了。朱元璋说：“孙权是条好汉，让他给我看门。”于是孝陵的神道拐了一个弯，绕着蒋陵走了一圈。

朱元璋一生杀人如麻，目中无人。但他给孙权留了位置。

一个皇帝，死后一千年，被另一个皇帝尊重——不是因为武力，不是因为权谋，是因为他做对了一件事：他把一片“卑湿之地”，变成了日后的“天下粮仓”。

有远见者，百代如咫尺。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旧时孙郎开凿处，至今有水到田流。
十里秦淮沉旧月，千载江南烟雨溜。
衣冠南渡非前日，虎踞龙盘自春秋。
终与梅花山上土，春来犹绿蒋陵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