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AS发了一篇组织行为学方向的研究，里面有个数据：1985-2023年，MIT的教职人员增长了9%，而行政人员增长了189%。
传统上认为官僚机构有自动/自我膨胀的内在驱动力，流程、监管、审批等权力设定不仅会产生成本，还会对被监管业务造成负面影响，为了解决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本身往往会成为问题。
这篇研究的创见在于对各种官僚措施的动态演化进行阶段性的划分并设定阈值，以便分析某些面向新问题设定的官僚机构在何时达成平衡因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何时不再适应而成为纯消耗。

“复杂系统的运作依赖于由不同部分构成的协调机制，协调通常由监管结构支撑，其自身也产生成本。在人类组织中，这种成本表现为行政负担，尽管行政负担往往会降低效率，但却会持续增长。传统的解释指向官僚机构的自身利益或监管，但它们无法解释不同组织之间的差异，也无法阐明如何减轻这种负担。本文构建了一个行政增长的动态模型，该模型整合了流程创建、过时和裁撤的已知行为机制，假设流程是为解决问题而开发，但终将随着态势的变化而过时，并持续消耗资源，直至被精简裁撤。这种相互作用产生了两种长期结果：稳定的平衡状态或失控性膨胀。区分这两种结果的阈值取决于组织在面临问题时创建新流程的倾向，以及在应对行政负担时精简过时流程的倾向。重要的是，它们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环境变化加速会改变这一阈值，使系统臃肿的可能性增加。我们模拟的干预措施表明，要持久降低行政成本和浪费，需要永久性地调整优先事项，并投入资源区分过时流程和有用流程。”

doi.org/10.1073/pnas.252710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