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者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认为这两个概念清楚地划分出了说话人嘴里说出的东西。语言能力是理想化的语言概念，是语法模式所能概括的；而语言运用就不那么好把握了，它包含了太多杂乱无章的东西，让人无从下手。

功能语法学者不认为有这样的严格区分存在，凡是说话人嘴里说出的东西都应该当作语言研究的对象。这是因为，说话人在实际说话的时候，总是要考虑一些现实的社会因素，要考虑听说双方的互动因素，要考虑听话人脑子里已然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要考虑听话人能够从我说出的话中辨识出什么信息、获得什么新的信息，要考虑到听话人的记忆限度，等等。

一旦考虑了这些因素，说话的时候词语和句法都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和调整呢？这是很值得关心的事情。所以，形式学者所说“语言能力属于说话人的语言知识，是稳定的；语言运用是社会因素对语言行为的影响，是常变的”，是一种割裂了语言结构及其动因的说法，语言的包装和安排根本就是出于社会因素的考虑的，说话人的语言知识无异于说话人的语言行为。

形式派把语言结构看成是由规则控制着的。他们强调语言结构中最能体现出“自主性”的那些方面，也就是最充分语法化了的那些方面。他们不否认语言使用中的“创造性”，但是认为创造也是由规则负责的，因为人们能够应用同一套规则把旧有的形式组合成新的、他（她）以前从没听到过的句子。出于这样的观点，他们就难免要漠视我们日常语言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成块儿地”学习陌生词语和学习惯用语的事实。

而功能派既然把语言看成根据实际运用不断调整的，那么，我们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这个语言工具不过是个连续体，所谓的“语言结构”也不过是对这个连续体的一个概括而已。在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是些不可违背的规律，比如英语里冠词永远不能放在名词的后边等；在连续体的另一端是，有些规律只能用于极少数形式上，而不是所有同类形式上，比如说，汉语有些形容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好像这是个比较自然的规律，但是考虑大量语言事实以后就会发现，不能直接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好像还更多些；又如，英语里人们常说不同的动词对现在分词和不定式有选择规律，如可以说enjoy swimming，不可以说enjoy to swim，但是like却不受这个限制，既可以说like swimming，也可以说like to swim，细节的差异打破了规律的绝对一致性。

人们能够自然地接受熟语、固定组合、不规则形式以及对短时记忆片断，这些都不一定是句法规则在起作用。所以，在功能语法学者看来，在这个连续体的这一端到那一端，整个跨度上任何一处都存在概括的可能。从经验上说，看不到“语法系统是先天地被规则控制的”这一假说的证据。表现为“规则”的只是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控制着日常语言行为的，只是说话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倾向性的规律。语法可以看做是不断从话语型式中“浮现”的东西。

语言研究关注语言的不同方面。在形式学派那里，语法所涉及的几个方面是分隔开的：语用学、语义学、音系学等等互不相涉——如果一个现象属于“话语”部分，它就是与“音系”这样的部分毫不相干的；如果一个现象属于“语用”，它就是与“句法”不相干的。在功能语法学者看来，这样的论断并不被语言事实所支持。就拿主语和动词的“一致关系”来说，这看上去是个纯粹的句法问题，但是语法史的材料证明，这实际上是话语-篇章现象语法化的结果，而且，在有些语言里这种语法化并没有最终完成，因此很难把句法和话语清晰地划分为不同的模块。同样的情况是，词汇和语法、句法和形态、语义和语用、韵律和语法等“模块”之间都没有清楚区别。关注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关注它们之间的区别有更重要的意义。

在形式派的体系里，语言范畴是分立的，经常是这样：一个给定的短语不是名词短语就是介词短语；一个给定的词不是名词就是形容词；一个给定的词不是助词就是介词，等等。但是在功能派看来，语言范畴不是分立的，就像其他所有人类认知范畴一样，它们有各自的“原型”，范畴之间的边界大多是模糊的。比如说，“走进屋子”这个“进”字，究竟是动词“走”的补足成分还是处所词“屋子”的引介成分？如果是前者，就应该定性为趋向动词或者助词；如果是后者，则应该定性为介词。事实上，这两种定性都不无道理，也都不全面，因为它本身就包括助词和介词两种性质。

——张伯江《什么是句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