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康德研究与诠释者仍然过于受制于较早流行的唯物论时代，乃至无法体会康德与其后继的思想家之间存在着的统一性。一个一个庞大的系统之倾圮和由之而引起的哲学精神的堕落等这些犹新的记忆，在使人对思辨系统望而却步，进而使人对这一类型的思辨系统投以不信任的眼光和公开表示敌意。自然科学高度地震慑了一般的精神，自然科学的方法表现得堪为一切科学思想之楷模、而康德哲学的解释也在这些强大的影响所及之下被克服了。批判的知识理论沦为自然科学的婢女，而失却了其自身应可具备的意义，失去了其奠立哲学中之世界图像之地位，而只被目为纯为了证立数理自然科学而产生。形而上学或本质上思辨知识似乎被严格的自然科学所压抑，而哲学遂被配以一任务，就是要把这一境况自知识论的角度证明，借以保障自然科学于怀疑论轰击下之地位，也借以摒除形而上学的要求。康德的批判哲学把这一项任务最低限度于理论的层面之上推展臻于完美不可复加。哲学真正的深度固在于思想之内在化，而它却只被应用以支撑那指向于自然的认知上的努力。康德的观念论之核心思想往往被如下地解释：即作为对一切思辨式的希望与要求之捣毁，数理自然科学之奠立与限定，形而上学的虚浮无根的激情之废弃，代之而来的安立于经验所提供的丰盛的深度（Bathos）之中。诚然，这一种考虑是很难合理地用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系统的。一般的说法都以为费希特等愈是求更高地超越于那一丰盛的（基于经验的）场域的话，则他们便愈深地陷入错误与黑暗之中，都认为他们所代表的不过是一些晦涩难明的混乱（abstruse Verirrungen）而已。有论者认为吾人自康德学说中标举的许多成素的确在康德哲学中存在，甚至有人认为康德自己私下的态度许多时候与上述的诠释者的态度是有关联的，这些论调，我们驳斥之愈少，则这些对康德哲学的评价与诠释便愈难以接触到康德哲学的真正本质和最深刻的意义。
自康德起开始的观念论思想，发展到黑格尔为止，大致上可以用一曲线说明之，这一曲线复可以用如下一图式表述。康德尝陈述有关观念与实在质料之对立，对康德而言，这一项对立实在并非一死板的对立，而是涉及一多样化的交互限定与交互烘托（ein vielartiges gegenseitiges Sichbedingen und Sichtragen),说是涉及一交互嵌接与一彼此交织（ein Ineinander-Eingreifen und Miteinander-Verflochtensein)。如是的一项对立，俟后日益被挤逼而愈趋于融洽于内与调和于内（immer innigere Verschmelzung und Versohnung)，当此同时，观念一步一步地取得日益升高的优越性（Primai)，而终于成为一既能包涵其自身，而又能包涵其对立面（质料）的综合性原则。除了这一个于发展过程中实质上逐渐增强的基本对立之外，此中尚涉及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对立，习惯上，我们把它称为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对立。这两项对偶（Gegensatzpaare）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自我当中，观念与质料彼此交会（sich begegnen)。在我们要考虑的思想发展过程的开始阶段，亦即在康德哲学的场合中，质料被理解为一与自我相对立而又异别于自我的原则，而观念则被了解为自我借以占取质料（sich des Stoffes bemachtigen）的工具；这一个占取过程(BemachtigungsprozeB）的结果，就（分别地）成就了透过认知的、透过道德行为的和透过天才之创造活动的种种世界（Welten)：亦即自然世界、自由世界与艺术世界。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自我和它的种种世界之间的对抗性渐渐失去其原有的生硬与激烈性格。因为质料愈来愈被观念所笼罩而且愈来愈被吸纳于观念之中，因此，相应地，种种世界愈来愈被转移于自我之中，自我必须要把世界置于其自身之中，自我再不迈出于自己以掌握本为异别于它的质料，而是，质料自开始即被了解为自我于其自己之中置定(gesetzt）的质料，以至于种种世界都被了解为自我借以开展（sich entfaltend）的一些领域（Sphare)，而在这一开展中，自我却保持作为其自身。于是，自我从一项对立中滋长而成为对立之统一，也即是说，它（自我）自有限的原则发展为一无限的原则，自一相对的原则发展为一绝对之原则。在描述观念论思想发展至于这一原则之完全肯定与完备的道途中，它（观念论思想）逾越到了某一个地步几涉及一项危险，就是自我自身几与其出发点与宗旨决裂，而谋求把绝对性之重点置于对立的，即世界的这一面之上。事情发展的结果，显得宛如只当世界事先就其应份具有的权利与就其于绝对性中之份位获得承认与保障之后，自我之绝对性才能得以贯彻与充分展开。透过这一种对纯粹的观念论方向之歪离之了解，我们才能真正体会何以那超拔于与世界之对立性之上的自我不再是一有限的或人性的自我，而是一活于人性的自我的最深基层的神性自我。思想要达到其终点，则它要于自世界中重新回归自己之当儿于其自身之中发见上帝作为其自己的最内在的本质，同时反过来透过上帝去重建其世界：这就是德意志观念论所走过的伟大的和超拔的道路。在康德的场合中，思想回转而反于自身，以于自身中（即自我中）发现世界之基础。在费希特的场合，思想于自我之基础之上发见上帝。于谢林的场合中，思想倾向于略过自我而于世界之中直接地寻找上帝（这显示了一种对斯宾诺莎和对布鲁诺的倾向）。在黑格尔的场合中，思想终于要透过绝对的或神性的自我去建造这世界或这种种世界。在这一条路途中，根本不会有所谓停顿，谁开始了这一途径，他便将要被卷进运动之中，而且将要被驱策，以至于终结为止。有论者以为康德认可的立场较费希特的或黑格尔的立场更为符合逻辑"准确性"(logische "Exaktheit")之严格要求，因为康德之立场于"经验"与"事实"(Tatsachen）之中有较好的保证云。这种议论实在是一种错觉（Wahn)。因为康德哲学把远离（entruickt）一切经验与可感知性（Erfahrbarkeit）的观念视为其哲学之最高原则，并且以探讨"一切经验之可能性之条件"为职责，而要达成这一项探讨，很明显地，康德哲学必须超拔于一切经验之上。由是观之，上述以为康德哲学较具足逻辑"准确性"和较能征实于"经验"和"事实"之标准是绝对不能判定有如康德哲学一般的哲学思想的判准（Instanzen）的。因为，所谓逻辑准确性一旦孤悬以后，是永远无法提供一哲学之真理之标准的；因为一个思想系统的思想结构可以是极为前后一贯的，而却又是完全空洞而因此完全缺乏真理的（wahrheitslos)，而另一个思想系统或许在涉及许多矛盾与暗晦的情况之余而能臻于深刻的真理的。——克朗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