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九》诗解2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道变官民分业官者不商禄者不末君子利民独尊儒术

题文诗：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也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人不知；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此唐虞所，以得令名，桀纣之可，为悼惧也。

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也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古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天理欤？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而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焉，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也天子，大夫者下，民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内望。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为庶人行！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也者，君子之位；负担者小，人之事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矣。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而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也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原文】2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译文】2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 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 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 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 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

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 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 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