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究竟还能不能摆脱这场“觉醒病毒”？他们还能不能挣脱身份政治的束缚，重回理性和法治的常轨？

在我看来，极其艰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的欧洲建制派国家已经错过了自救的黄金窗口。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觉醒病毒在欧美的泛滥，绝不是一场感冒，而是一场多器官衰竭的慢性癌症。要挣脱身份政治，欧美社会必须同时解决三个根本性的死结，而这三个死结，每一个都几乎无解：

第一，是人口结构的不可逆置换。政治本质上是人头游戏。当一个国家的底层人口结构、生育率和选民构成发生根本性改变时，其政治风向的改变就是不可逆的。在伦敦、在巴黎，在无数西欧大城市，传统原住民的比例正在连年萎缩，而凭借身份政治、宗教抱团迅速崛起的移民后裔，已经成长为政客绝不敢得罪的超级票仓。像马哈茂德这样的内政大臣能够登堂入室，本身就是人口和政治权力天平倾斜的结果。当凭借身份就能快速爬上权力宝座，谁会自废武功去摧毁这个梯子？

第二，是寄生利益集团的誓死抵抗。DEI和身份政治在欧美已经不是单纯的观念，而是一个庞大的就业分利共同体。数以万计的大学文科教授、媒体评论员、大厂高管、NGO组织、司法监察官员，他们的薪水、权力和社会地位，全部建立在寻找歧视、制造对立的基础之上。要清除觉醒病毒，就等于要砸掉这些能说会道、掌握着舆论权力的精英的饭碗。这种改良，无异于与虎谋皮。

第三，是传统法治与道德防线的彻底格式化。当马克·诺瓦克在儿子死后还要小心翼翼地宣称“这与宗教无关”时，说明这套系统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入脑入心。普通法系最核心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一套已经被历史受害者优先的逆向歧视彻底解构。当社会的最高统治阶层和最底层的受害者父亲，都感染上了严重的觉醒病毒，这个社会已经很难再拨乱反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