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输入后模仿：三星堆青铜容器的变迁
#考古# 1986年以来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的尊、罍等青铜容器来自中原文化背景（图1）。在新公布的三星堆K3、K8出土青铜容器中，可以辨识出本地生产的青铜器，其主要器类为觚、觚形尊、大口尊。这些本地生产的青铜容器，既与中原文化青铜器在装饰风格上有明显区别，也在类别上属于新的内容。

中原文化青铜容器用作礼器，在形制和工艺上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和一致性。在商时期青铜器中，铸造的分范和纹饰的分组完全一致。三分外范的尊，合范处一定是安置镂孔、扉棱等附件的所在，而扉棱也一定位于纹饰区域的边界。形制相同的器物，工艺和装饰会高度近似。具体来说，三星堆中原文化背景的这些尊和罍，纹饰有半浮雕和平雕兽面纹两种，半浮雕兽面纹在不同的尊上，纹饰构图都是类似的。同时，“C”形扉棱、扁体小鸟这些长江中下游区域特征的装饰，在不同的尊罍上都是以几乎相同的形态出现的。在细节上，纹饰中的地纹也都是由结构几乎相同的云雷纹构成。
三星堆本地生产的青铜器（图二），在技术和装饰上与中原文化有着几乎完全不同的倾向性。在制作上，与中原文化背景青铜器技术难度很高的“浑铸偏好”不同，三星堆青铜器是“简单铸型偏好”，往往将复杂的器形拆解为简单的铸型，再连接成形。在装饰上，本地青铜器多为雕塑性装饰，几乎没有器表图案性装饰。从辨识度上说，三星堆本地青铜器大部分技术、艺术水平较差，而中原文化背景的青铜容器制作水平特别是装饰水平较高，二者区别明显。由此很容易认识到，过去三星堆K1、K2 所见的青铜容器，都不是三星堆本地生产的。
三星堆本地青铜器的技术和生产也可见关联于中原文化的特征。多种器类特别是人头像的铸型，采取多外范和芯范的设计，分范以纵向为基本思路，这些技术原则是和中原文化青铜器一致的，可能参考或学习了中原文化铸造技术。三星堆工匠生产青铜器时，还刻意模仿中原文化青铜器，如图二 : 3所示顶尊跪坐人像，人顶大口尊在器形上是完全模仿中原文化大口尊，甚至在腹部饰有两组仅具轮廓的兽面纹。三星堆本地青铜器的纹饰和许多镂空饰件，还模仿中原文化青铜器的装饰单元（图三）。

三星堆K3、K8 的发掘简报，公布了若干件貌似中原文化背景的青铜容器，但细察则不难辨识为本地生产青铜器（图四至图九）。
几件本地青铜容器的器体多装饰兽面纹，兽面纹都是中轴式左右对称，都有双目，轮廓也与殷墟文化兽面纹基本一致。器盖、觚形尊的波曲纹原来大约也是模仿殷墟文化三角形纹（蕉叶纹）。这些说明，三星堆工匠的确是以中原文化青铜容器为原形进行模仿。不过，工匠们在模仿时显然不理解真正兽面纹的结构（图一〇 ）。中原文化殷墟时期的兽面纹如图一〇 ：1、2 所示的兽面纹右侧，面部的框架、地纹主次清晰。而本地青铜器图一〇 ：3 所示的相同部位，主纹只能识别出眼睛。二者在细部的地纹也有很大区别，殷墟文化青铜器地纹随主纹的空当做出排列，且规整有序，相邻的两个云雷纹旋转方向一定是相反的。而本地青铜器地纹没有呈现出次要的地位（图一〇 ：3、4），云纹旋转的方向也是随机而无序的。因此，从装饰上，三星堆本地生产的青铜容器，很容易被辨识出来。
除了模仿之外，三星堆本地青铜容器也有适应性改变。青铜容器在三星堆的应用，主要是向上或向下与人物、场景等结合，形成祭坛之类的复合型器，因此出现了与本地容器关联的器盖或器座。中原文化中觚形尊并无器盖，但三星堆出现了两件波曲纹器盖，且一件还设置桥形钮与尊口对接，这些桥形钮也不见于中原文化。方座如方座簋在中原文化也是在西周时期流行，三星堆本地容器多接方座，是为了容器被顶起。可见，本地青铜容器的制作，还体现了三星堆人为己所用的指导思想。
新见三星堆本地生产的青铜容器，绝大部分与过去所见的容器类别上不同，是因其年代较晚。K1、K2 的中原文化青铜器特别是尊、罍，年代不晚于殷墟文化第二期。而上述三星堆本地生产的青铜容器中，其原型的年代都较晚。例如，觚形尊最早出现在殷墟文化第二期，体形细长的觚年代也基本上在殷墟文化第二期或更晚。K3QW：578 大口尊器形与中原文化大口尊不同，造型是更为接近细长的觚形，年代也应该较晚。因此，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中原文化青铜容器年代都不晚于殷墟文化第二期，而本地生产的青铜容器年代都在殷墟文化第二期之后。
三星堆中原文化背景的尊罍作为远程输入产品，在三星堆祭祀场景中居于显要的使用方式，表明尊罍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在三星堆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星堆在殷墟文化晚期未见相应的中原文化青铜器，而是开始模仿、自产同时期中原文化青铜容器，可能暗示此前的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资源减少或接近断裂。但三星堆仍然继续沿用此前尊罍的使用方式，因此这种变化可能是自身的，也有可能是与长江中游地区之间的关系。
张昌平：《论三星堆本地生产的青铜容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