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吴宓在西方古典学方面的造诣，尤见其发表在一九二三年《学衡》杂志的《希腊文学史》第一章《荷马之史诗》（949—993页）。这是吴宓对荷马史诗以及研究史长达两万言的介绍，基于他对当时西方荷马研究的全面了解，不仅有情节简介、历史背景介绍、文学技巧、史诗中的宗教观、对希腊文化的影响，更有对荷马史诗近代研究史的勾勒。从沃尔夫十八世纪提出的“荷马问题”，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年的研究近况，对于旧派（荷马为独立作者）、新派（考证、解析史诗文本），乃至考古学发现（施利曼发掘特洛伊、埃文斯发掘米诺斯文明），都有翔实而亲切的介绍。吴宓虽非科班的古典学学者，未必通读过所有这些专业著作，但他在一九二三年便已摸清了荷马史诗研究的脉络，与当时的国际前沿研究非常接轨，就专业性和系统性而言，这篇文章远胜过二十年代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这两种编译的教材。在国内西方文学史专业的草创年代，能出现如此专业的概览和综述，让人既感意外，又感振奋。

吴宓对于深入了解西学，要求极高。那些知今不知古的新派，他当然视之蔑如也。对于时人公认西学造诣深湛的大儒，他也不十分放在眼里。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一周后，吴宓便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刊登悼文。先对辜鸿铭的声望和贡献做了极高评价，称在很多西方人看来，“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因其对西方功利主义和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而且能以晓畅犀利的英文表达（661页）。但随即话锋一转，开始指摘辜鸿铭的局限，从中可看出吴宓判断西学造诣的严苛标准：

然辜氏初非渊博通达、深思明辨之学者，于中国之文化学术及西方之思想精神，均不能深窥底蕴，故其言论多武断而偏激，虽有真知灼见，亦系得之偶然，而缺乏系统之创作及深厚之修养。（661页）

谈及辜鸿铭时，吴宓又联想起辜氏的同代人严复，于是对这位前辈的知识结构也有一番酷评：

严氏之于西洋思想，仅知十八及十九世纪之功利主义及进化论、天演论。其所介绍传译者，为孟德斯鸠、亚丹·斯密、约翰·弥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此非西洋思想精神最精要之部分。（662页）

……读过《吴宓文集》，让人对这位已去世近半个世纪的学者愈发敬佩。这位白璧德和穆尔的追随者，在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提出时人认为迂腐可笑的第三条道路。学衡派在当时可算一败涂地，但如今看来，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历史往往是由失败者和失意者（统称losers）塑造的。这些losers可能是喝鸩酒的雅典人，可能是面容苍白的加利利人，也可能是一个像堂吉诃德一样顽冥不化而一意孤行的泾阳人。

冲在最前面的先锋，终会落伍。而那在后的，将要在先。（高峰枫）

这结尾挺有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