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个电影《大而不倒》，讲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财政部是如何救市的。当年美国财长汉克·保尔森访问北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镜头在电影中一扫而过。彼时我在主场馆8公里以外的郊区家中看着直播发梦，幻想着神迹从天而降，并等待着学校能通知我去看一场诸如马术之类冷门的奥运比赛。
暑假开始之前，老师说学校会有一些比赛的门票，到时候会组织大家观看。我等了一个夏天，没有来自学校的电话。开学第一天我跟成绩好的同学们寒暄，我说学校怎么骗我们，说好的要带我们去看奥运会也没兑现。他们说没有啊，我们去了啊。然后我发现有的人甚至看了不止一场。我扭头去跟同样成绩不好的朋友抱怨，他说没关系，他也去看了，因为爹给他买了奥运热门足球比赛的票。
今天发呆时我还在想，如果有人问我人生截至目前最自卑的时刻是什么，思来想去，我大概会提名上述时刻。那天上午站在开学典礼的操场上，初秋炙热的阳光晒得我脸颊发烫。糟糕的成绩和普通的家庭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开学后初三的第一堂历史课上，老师说我此时此刻讲1929年美国大萧条的意义，和我给上一届学生和下一届学生的讲同样的课的意义是不同的，因为你们正在经历经济危机。那时候为了标新立异，我也买了一些《货币战争》以外的讲述经济危机的书籍，大概是看不懂。我只知道历史老师喜欢我，因为我懂很多别人都不懂的莫名其妙的历史知识，我的所有成绩也开始莫名其妙的变好。下一次再看到“大而不倒”这个词汇，要等到研究生教授让我阅读《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了。
初三那年是我整个中学六年的点睛之笔。下学期的夏天我野心勃勃的成为了校园明星，然后在一次竞选黑幕后开始幻灭和抑郁，成绩再次一落千丈。十年之后，也就是我被迫阅读《多德-弗兰克法案》并要依靠它完成毕业项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想明白那次抑郁的原因。我花了太久的时间忐忑不安的企图证明我拥有的特殊性，然而我证明了，然而它毫无意义。
研究生最后一年，作为一个英语不算很好的中国留学生，在前AI时代阅读此类法案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美国教授多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开小灶，给我讲述那些disaster和catastrophe是怎么发生的，以及这部法案的局限性。我在那些下午，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讨论了许多系统性问题，我依旧半懂不懂，他可能看我勤勉，对我非常温和。他问我为什么不读博，为什么不留在美国，我说我擅长的是中文和中文表达，我得回去再试一次。
当然是依旧的不成功，是辗转多城的换工作和失落。于是我想再次出海，再试试看那些年让我不自信的英语，能不能成功被克服。
现如今我的英语比几年前好了许多，能比较自如的和外国同事打镲那些工作中循环往复的disaster和catastrophe。我把年轻时代的幻觉塞进了一个人格的大脑，用另一个人格日常处理非系统性和系统性的危机，然后在夜晚汽车的后座上，电梯里，和淋浴间不自然的人格解理，还原自己的本来面貌并伴随着偶发性的抽搐，于是白发显露峥嵘。
电影中总会有类似的桥段，比如汉克·保尔森在面对世界信贷体系即将崩塌的前夜，坐在美国财政部的楼梯间，疲惫的给他妻子打着电话，得到一些安慰。我总是不知道打给谁，于是走上阳台，点燃香烟，静静整顿着杂乱无章的人格会议，制定计划，安抚情绪，并告诉他们，这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具备通过当下的能力，以后的灾难此起彼伏，大的还在后面。
前两天跟谭朋友聊天，他说他过得不好。我说我也过得不好，咱这年纪，应该过得不好。他说他看别人都在享福，生活本应是那样。
我不知道，我的幻觉敞口暴露的太久了，我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