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61本）：王东杰《规划社会的来临：重读〈大同书〉》（一）

《大同书》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完成的一部政治理论著作，被誉为“最有系统、最有想象力的”乌托邦作品，也使康有为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乌托邦思想家”。他立足于《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社会的基本构想，为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大同”设计了一套严密、精细的实施方案。对于这部奇书，过去的研究已有很多。然而，清华大学历史系的王东杰教授仍有新意可发，便以“重读”为名，撰成这部400多页的大著。我在去年就已经听说过本书的大名，一直很好奇：对一部并不算家喻户晓的专书展开研究，如何能写成一部畅销的学术读物？要么是带出了宏大的问题，要么是提供了新颖的视角，要么就是文笔出众、可读性强。读完此书，我觉得以上三点全都具备。

该书导言中，作者首先交代其借由《大同书》所要牵引出的宏大问题：“我不要再次检视大同理想和实践的可能，而是想借助对此书的重审，考察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思想转型。大同看来只是一个理想，但我希望证明，在它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之间，存在着一条并不隐秘却很少被人正视的通途。”（第1-2页）然而，康有为的著作并非生长于虚空之中，而是扎根于中国近代风雨飘摇、国势日蹙的社会土壤之中，因此难以回避一个基本问题：身处于弱国的学者，有什么资格为全人类之“大同”终局展开谋划？为此，导言从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力场切入，认为全球化与地方化看似背道而驰，实则是同一进程的孪生子，二者的矛盾斗争将以“全球地方化”告终，并通过制造“现代国家”的方式将世界变成“国际”。任何一种真正的全球理想，都无法完全摆脱地方性叙事，全球化不过是某些地方欲望和利益的表达。对于近代中国学者而言，要想让自己的祖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就必须自觉步入“世界”。因此，为全人类的未来展开规划，是康有为作为一名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应尽之责，“爱国”也是通向“大同”的必经站点。

事实上，19-20世纪初，乌托邦思潮风靡全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热潮都为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构造过蓝图。《大同书》是惟一一份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设计蓝图，康有为有借此书将世界未来主导权锁定在中国人手中的意图。更何况，甲午战败之后的国人需要一剂安慰，现实中的国家失败需要从未来的世界寻求出路，大同理想恰恰有助于中国人用相对轻松的方式超越痛苦。康有为的大同构想还深深根植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其基本价值架构也是由中国传统提供的，包括：“仁”或“不忍人之心”；对人情、人欲的肯定；《春秋》公羊“三世说”。这三条理论共同构建了一个中国版的社会进化学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也为这一大同理想提供了具体的经验：一是追求统一，康有为认为这是中国最可宝贵的历史经验，也是实现全球大同的前提；二是上古圣王的“纤悉之治”，为大同社会提供了组织原则。

当然，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也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有所违背，因为其具有一种历史目的论的视角，相当于倒转了儒家那种追溯上古的思维取向。这当然与其受《天演论》等西方思想的影响有关。一般来说，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叙事，通常都致力于让未来影响现在，但康有为在未来与传统之间拉扯，也有着将过去带入现在乃至未来的意图。因此，他激进地召唤未来，却又部分地肯定传统的地位。

作为导言，除了揭示全书大意之外，还有必要提出独特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作者提出了其重读《大同书》的几点方法论。首先是回溯康有为展开其论述的路径，这不能仅仅依靠对作品内容的简单概括，而必须注意其文本的构成、表达和组织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康有为的大同构想遵循了一条以规划和管控为中心的原则，相信良好的治理是按照某种普遍公理实施的结果，对知识和信息的统计、掌握与利用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将这种治理观上升到宇宙观层面，就是将中国传统的对无为政治的称道转变为对人为努力的认可，存在一个从“天然”向“人工”的转变。其次，本书作者作为思想史专家，而非纯粹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力图在特定时空情境中理解康有为的所思所言，其研究意图不是要“接着写”，而是“照着写”，这在当今的研究环境下，并不容易做到。再次，作者关注康有为的思想表达形式，认为“一种观念之所以可以吸引到追随者，往往并不真的靠它那一套系统的主义，而是靠其采用的说辞”（第42页），这些修辞可以从文章布局、叙述语调等方面体现出来，修辞分析应该是史料批判的一部分，修辞方式即是论证方式。例如康有为在谈到去界问题时，叙事回环往复，拖泥带水，色调暧昧，其实表现了他在宣布大同构想时的矛盾、纠结与不知所措，他试图让传统与未来都恰到好处地得到安排，但又对于传统中的很多要素难以割舍。最后，本书对《大同书》的研究，还会同时参考康有为的其他作品。如果说《大同书》是对“太平世”的构想，那么其他一些著作就是对“据乱世”的反应和引导中国走向“升平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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