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被家人骗入戒网瘾学校#
这个也屡见不鲜了，十多年前的杨永信就是这样的，不过最幽默的还是“警方不予立案”。

我觉得更隐性的原因是，无论官方叙事如何变化，其底层始终高度依赖婚姻—家庭—生育这一再生产链条。诸如养老、抚幼、失业等社会保障长期被家庭化，个体一旦脱离家庭便极易丧失抗风险能力。既然把绝大部分的生存风险和福利保障通过制度和道德捆绑在了家庭内部，那么家庭这一单元就必须坚不可摧。如果外部公权力频繁介入和拆解家庭关系，同时就意味着国家需要承担巨额的、原子化的福利兜底成本。

所以，家庭最终被赋予了“内部消化矛盾”的特殊地位。公权力往往倾向于容忍家庭内部的层级压迫，将家暴、矫正机构、戒网瘾等问题淡化为“家务事”，优先维护家庭完整而非个体权利。任何削弱家庭边界、使个体脱离家庭依附的身份、关系或思想，都会触碰到这一再生产机制的底线。

与之类似的还有美国，即所谓troubled teen industry，包括therapeutic boarding school、wilderness therapy、residential treatment center、behavior modification program 等。它们也不是单纯医疗机构，而是混合了“治疗、学校、住宿、纪律、隔离、行为矫正”的产业。与西欧的强社会福利模式不同，美国家庭同样承担了大量社会福利和保障功能，因此同样诞生了类似中国父母对于子女的特殊地位。

不过这些特权仅限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那边一旦成年了就会好很多，不至于像此地成年子女一样持续失权，扭曲至极。

总之社会机制缺乏保障，家庭就必须兜底，父母就默认获得对子女的强控制力和超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