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真正的大批量单色釉产品烧造出现在康熙时期，至此，清代单色釉瓷器产品的烧造高峰拉开了序幕，这次烧造高潮以后，整个康熙、雍正、乾隆亦即是所谓清三代的烧造也在以后的岁月里逐渐被推动，并在唐英时代进入最高峰。
康熙十九年，皇帝下旨派遣官员前往景德镇，督造御用瓷器。
清康熙二十三年《饶州府志·陶志》记载：
“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总管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加三级臧应选、六品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业今大造，痛革弊端，经画多方，官民称便。饶南九道查继培、本府知府黄家遴、同知陶耀协同董理，制器有成云。”

其时确实“制器有成”，烧造的产品精益求精，无论是釉下彩、釉上彩还是单色釉器，均达到了一个新的烧造水平，尤其是单色釉瓷器，烧制质量尤其高超。

这次大造直至二十七年（一说二十五年），一大批单色釉、釉下彩、釉上彩瓷器烧成运京，宫廷用器得到大量补充。

从目前存世的康熙官窑瓷器看，这一时间段的产品包含了釉下彩、釉上彩和单色釉品种。但清代文献介绍，这次烧造的单色釉瓷器品种尤其突出，受人珍视。

据清《景德镇陶录》记载：“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这里记述的“臧窑”产品主要是单色釉（传世品中还可见到不少是青花和彩瓷等品种），也许是记述者有偏爱，但当时的单色釉，确实是十分值得称道的。

其中最值得介绍的是上引文献中的“吹红”瓷器。

所谓“吹红”瓷器，实际上就是高温红釉瓷器，这里所指的就是豇豆红釉器物，也是当时最成功烧造的产品之一。吹红工艺，为明清景德镇传统技法，以人工喷吹红釉。传世有一大批豇豆红釉器物分藏于北京、台北两家故宫和上海博物馆等机构，海外也有一大批产品。均为小件文房用具等器型品种。产品造型规整，色泽纯正，是皇家书室厅堂的重要用具。以目前所见，豇豆红瓷器是目前所见这一大批瓷器中存世最丰富的康熙官窑产品之一。
从目前情况看，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七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除了豇豆红釉瓷器外，黄釉、天蓝釉、白釉、蓝釉、茄皮紫釉、青釉、绿釉、孔雀绿釉等品种实物，均可在传世品中找到。
历史文献中不见康熙二十八年以后皇家在景德镇烧瓷的相关记载，仅仅见到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政治余闲程艺事”时烧造郎窑瓷器的事迹记载。还有康熙五十一年江宁织造曹俯在操办珐琅瓷器时，康熙帝玄烨给他的一个警告性密折。可以认为，康熙朝官方的大规模烧造，目前只能确认康熙十九年下旨烧造的这一次，其余是否有大量烧造依然难说。
康熙中期后段的十多年间，官窑瓷业情况未详，而晚期的景德镇窑业情况，颇为复杂。官窑没有大规模烧造，不少瓷器应是通过不同的机构或个人进贡朝廷的，其中，郎廷极自己开设的郎窑，可能把烧成的产品包括霁红釉、霁蓝釉、青花、五彩等器物进呈皇家，当然还有后人所称的“郎窑红”瓷器。在他以后还有其他人也有类似举动，如康熙朝著名瓷窑作坊“木石居”，还有如康熙六十年开始在景德镇低调烧瓷的安氏窑场等。因此，传统认为具有标准“大清康熙年制”官款的康熙瓷器，实际上可能并非均为官窑烧造，有些器物可能是贡瓷，而更多的应该是商品瓷产品。
郎窑是清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设立的瓷窑。郎窑的性质过去有不同说法，现在看来，可明确是郎廷极自己设立之窑。本人曾考证过郎廷极的郎窑及其产品，认识到一种带有“御赐纯一堂”的器物是郎窑的产品。传世单色釉瓷器中有几件同款器物——霁蓝釉碗，作品同时书写“大清康熙年制”款，通过这种款识，我们找到了不少器物可认为是郎窑烧造。现在看起来，可能存在着这种情况，郎廷极把自己烧造的一部分瓷器在康熙皇帝寿诞之期进贡给了朝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这种可能属于郎窑烧造的十余种精美瓷器。
我认为，郎窑红不纯粹是郎廷极的郎窑创烧产品，新的材料证明，康熙晚期有不止一个不同窑场烧造不同品种的瓷器，其中最重要的是高温红釉瓷器，包括木石居之类相关窑场作坊。但郎窑应该也有烧造，这种器物最初出现的时间或许早于康熙四十四年。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藏有一件“朗润堂”款康熙红釉碗，考证可能是清康熙四十二年去世的康熙朝礼部侍郎、经常出入南书房的高士奇定烧，“朗润堂”为高氏之堂名。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是高士奇之子高舆及其家族在康熙四十四年以后定烧。而郎窑的实际产品包含有很多书康熙六字官款的器物。
由于郎窑在康熙晚期的烧造风生水起，文人阶层推崇郎窑的烧造成就，郎窑红作为其中的一个品种也同时名声鹊起，成为当时生产的景德镇红釉瓷的代表性专用名称，并非是不可能的。因此，“郎窑红”是郎窑的烧造品种之一还是可能的。不过，这种红釉瓷是否郎窑首创，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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