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持股12万七年未动，股价从26跌至5，天天看却从不卖
父亲的股票
父亲的手机屏幕上，绿色的数字像一片苔藓，顽固地趴在那里。
5.02。
他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又戴上。屏幕上的数字没有变。十二年过去了，这个动作他重复了无数次，可数字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走——向下。
12万股。当年312万，如今60万。
252万，像沙子从指缝间漏掉，悄无声息。
母亲在他身后晾衣服，衣架碰撞的声音清脆而琐碎。她早已不过问股票的事。前三年还会偶尔问一句“涨了没有”，后来连问也懒得问了。
“吃饭了。”母亲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父亲放下手机，起身走向餐桌。桌上的菜和昨天差不多，和前天也差不多。他吃饭很快，咀嚼的声音很轻。吃完后他会把碗筷摆得整整齐齐，然后回到沙发上，拿起手机。
绿色的数字在等他。
5.03。
涨了一分。
有时候我想，父亲是真的在等那只股票涨起来，还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等待本身。
2007年，他买入这只股票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他在饭桌上兴奋地说起这家公司的前景，说那是“国家需要的东西”，说他要“放长线钓大鱼”。母亲往他碗里夹了一块红烧肉，笑着说：“你年年都说大鱼，连鱼苗都没见着。”
没有人知道这条线会放得这么长。
头两年股价起起落落，父亲每天收盘后都要在笔记本上画K线图。那本笔记本现在已经泛黄，最后一条记录停在2010年的某一天。可能是画不下去了，也可能是不想再画了。
有时候深夜起来倒水，我看见客厅的电视开着，证券频道的分析师正在唾沫横飞地讲着什么，父亲歪在沙发上睡着了。屏幕的光照着他的脸，那些皱纹在蓝白色的光里显得格外深。
他在等什么？
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很多遍。答案似乎很简单——等股价涨回去。但七年了，从26到5，这只股票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成本价。他等的东西，似乎从来没有打算来。
可他依然每天看，每天等。
2019年，我大学毕业第三年，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月薪刚过万。那年股市忽然好了一阵，父亲的股票从3块多涨到了7块。我劝他卖掉，哪怕卖一半也好。
他沉默了很久，说：“再等等，等到10块我就卖。”
10块没有来。
股票又跌回了4块。
我后来再也没劝过他。
去年回家过年，年夜饭后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春晚。父亲忽然开口：“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卖吗？”
电视里的笑声很大，他的声音很小。
“那年你上大学，我原本打算卖股票给你交学费的。26块的时候我没卖，想着还能再涨一点。后来跌到20，我想等它涨回去就卖。跌到15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他顿了顿，端起茶杯，没有喝，又放下了。
“你妈去你阿姨家借了三万块，我拦都拦不住。”
我没有说话。客厅里陈奕迅正在唱着什么，母亲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的。
“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父亲说，“越跌我越不甘心，越不甘心越不卖。到后来也不是不甘心了，就是……习惯了。每天看一看，好像有个念想。”
他转过头看我，笑了一下。
“你可别学我。”
窗外有人在放烟花，砰的一声炸开，又归于沉寂。
我从不知道学费的事。母亲只说过“你爸的钱都套在股市里了”，语气轻描淡写，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小事。
父亲依然每天看那只股票，从26看到5，从黑发看到白发。
有一次我陪他看盘，问他：“爸，如果回到七年前，你还会买这只股票吗？”
他想了想，说：“不会。”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但要是真回到七年前，我估计还是不会卖。”
我不懂他在说什么。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站起来去阳台浇花了。
手机屏幕暗下去，那只股票的价格定格在5.01。
明天太阳还会升起来，父亲还会打开手机，绿色的数字还会在那里等他。他还会看，还是不卖。
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他不是在等那只股票涨回来，他是在等一个年轻的、会犯错的、以为好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的自己，走出那片绿色的阴影。
可是那个自己，已经走了很远了。
母亲的脚步声又近了。“你爸又在看那只股票？”她探头看了一眼，“别看了，越看越跌。”
父亲从阳台走进来，手里拿着浇花的壶，笑了笑：“今天涨了一分。”
他拿起手机，又放下。
窗外，这个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