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坐姿葬人群的遗传与饮食结构
#考古# 坐姿葬作为一种极为罕见的丧葬形式，以往研究中多被认为与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或特定族群传统相关。在陕西西安贺家村、陈家寨、白杨寨、高楼村的四个唐代墓地中，陆续发现了四例保存较为完整的坐姿葬个体，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复旦团队对这四个唐代墓地中出土的四例坐姿葬个体开展了系统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研究整合了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放射性碳测年及考古背景等多方面证据，以验证两个核心假说：第一，坐姿葬是否与特定的族群来源（如东北亚人群）相关；第二，坐姿葬是否与佛教信仰（通过素食戒律验证）相关。结果发现，四个个体不仅是土生土长的长安本地人，并且没有长期斋戒吃素。
考古背景方面，四个墓地均为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小型至中型墓葬群，出土墓主多为普通居民，随葬品数量较少，以陶罐、陶俑、铜钱为主。坐姿葬个体均呈盘腿或跏趺坐姿态，其中贺家村M7还出土了两套塔式罐，这类器物被认为是本地传统葬俗与外来佛教文化融合的产物。
研究对四例坐姿葬个体及若干对比个体获取了全基因组层面的古DNA数据。主成分分析（PCA）和ADMIXTURE分析显示，所有个体均分布于东亚人群遗传簇内，坐姿葬个体与同墓地普通个体之间未表现出明显的遗传差异。进一步的f统计与qpAdm模型分析表明，四例坐姿葬个体中有三例可被建模为100%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YR_MN）相关祖源，另一例显示出古东北亚（ANA）、东南亚（SEA）与西部草原（WSH）混合的祖源结构（47.9%、32.6%、19.5%）。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混合祖源并非坐姿葬个体特有，在同时期的长安普通居民中同样存在。总体而言，坐姿葬并不与特定遗传谱系或外来族源相关联。
稳定同位素结果显示，四例坐姿葬个体的δ13C和δ15N值与同墓地普通居民高度一致。其δ¹³C值范围在-19.1‰至-10.8‰之间，表明饮食以C₄植物（主要为粟、黍）为主，混合不同比例的C₃植物（如小麦）。δ15N值（均值约9.4‰）提示长期摄入动物蛋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贺家村M7和陈家寨M109不同骨骼部位（长骨与肋骨/椎骨）的个体生活史分析显示，两位个体在童年与成年晚期之间的饮食结构虽有变化，但均未出现向素食转变的趋势。白杨寨M1238和高楼村M387在不同骨骼部位间同位素值无显著差异，表明其一生饮食稳定。综合来看，坐姿葬个体并未遵循佛教严格的素食戒律，也不支持晚年因信仰改变饮食的假说。
尽管生物证据不支持族群来源和佛教素食假说，但文化层面的线索值得关注。贺家村M7出土了两套塔式罐，这类器物被认为是汉地传统葬俗与佛教文化融合的产物，流行于唐代早中期。其余三座坐姿葬墓中均在盆骨旁放置陶罐，这种系统性的器物摆放方式不同于普通墓葬，暗示其可能具有特定的宗教或仪式功能。
研究者推测唐代长安的坐姿葬很有可能与特定的丧葬观念（如在家的佛教居士实践）相关，虽然他们并不具有特殊的饮食结构也非源于特殊的族群身份。这种文化符号（塔式罐、跏趺坐姿）与生物证据（遗传、饮食）之间的脱节提示我们：在古代特殊葬俗的研究中，不能简单地将文化表现直接等同于生物学特征。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确认墓主人的宗教身份，也不能完全排除地域习俗、家族传统等其他可能性。
详见：Sun, C., Yu, Y., Xu, Y., et al.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reveals the genetic and dietary structure of the seated burials from Tang Dynasty Chang'a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