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是科索沃人，在芬兰读了博士找不到工作，因为太“左”。
他成了奔波于科索沃与芬兰之间的独立出版人，出版左翼小册子，因此受到很多攻击谩骂。
我问他为何成为左派，他说他是科索沃的少数族裔（土耳其人），从未认同主流的、排他的国族主义。
从他那买的小书关于捷克作家和记者E.E.Kisch（基希，1885-1948）写马克思于1874、1875、1876年三次化名到捷克卡罗维发利温泉疗养，后因各国反动势力的监控无法再去。基希《秘密的中国》被周立波译成中文（1985），也对中国的报告文学（特写）产生一定影响。
S也很好奇我为何有这样的立场，及在西方学院里如何生存。
我说是在米国公立大学任教的经验、与学生的相处、接触到真实的米国社会基层所促发。
我说我们简直算“政治出柜”。他会意大笑。

来自尼日利亚的O说，时至今日，尼日利亚男性看到妇女聚在一起“搞事情”，用的词是“Beijing”—1949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大会，在此几乎已被遗忘，却进入尼日利亚的日常语言七十多年，神奇。

收到更多照片。挪威那几天很冷，暖气时有时无，在室内也穿着外套。
A给大家做大餐，我们帮厨。集体劳动的快乐。
她们说想起1960-70年代西方一些“公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