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姑娘在我店里干了4年，从来没跟我提过涨工资。今天她跟我说不想干了。我一问才知道。

是同行业的另一家店铺挖她，给她开出了更高的工资。我正在盘点货架，手里的计算器“啪嗒”掉在地上。“多……多少？”她低着头，手指绞着围裙边，小声说：“四千八。”我愣了一下。她现在在我这儿拿三千二，对方直接涨了一千六。

我弯腰捡起计算器，屏幕上还显示着刚才算的这周营业额，四千三百块。我把计算器塞进围裙兜里，转身去整理矿泉水货架，手有点抖，一瓶农夫山泉拿起来又放下。

“小周，你来我这儿四年了吧？”我背对着她问。

“嗯，四年零三个月。”

四年零三个月。我记得她来的时候刚满二十，从农村出来，租了城中村一间平房。我店里缺人，看她手脚麻利，就留下了。最开始一个月两千，后来每年涨两百，涨到现在的三千二。她从来没跟我计较过，我说多少她就点头。

我转过脸看她。她还是那个样子，扎着马尾，穿着我发的那件蓝色工服，袖口磨出了毛边。她嘴唇有点干，可能是早上忙得没顾上喝水。

“对方什么店？”我问。

“东街那家零食连锁，新开的，缺个店长。”她顿了顿，“他们老板来我这儿买过几次东西，说看我干活利索。”

我心里咯噔一下。东街那家店我上个月去过，店面比我这儿大两倍，货品也全。给店长开四千八，不算高，但对我这儿的店员来说，确实有吸引力。

我走到收银台后面，拉开抽屉，翻了翻零钱。一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摞得整整齐齐，都是她每天下班前帮我理的。我拿起那本皱巴巴的账本，翻了翻，上面记着每天的进货、卖货、损耗。她的字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清楚。

“小周，你坐下，咱俩聊聊。”我搬了把塑料凳子给她。

她没坐，站在收银台边上，手扶着台面，指甲剪得秃秃的。

我说：“四年了，你怎么从来不跟我提涨工资的事？”

她抿了抿嘴，说：“我看店里的生意也一般，怕你为难。而且你管吃管住，我觉得挺好。”

管吃管住？其实就是中午一起吃饭，我买菜她做饭，晚上她回城中村那个隔断间。我以为她住得还行，有回路过城中村进去看了一眼，七八平的屋子，窗户朝北，大白天都要开灯。

我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手机，打开计算器，按给她看：“我现在一个月流水大概六万，毛利两万左右，房租水电一万二，进货八千，剩的不多。但给你涨到四千，我扛得住。”

她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轻声说：“那边给四千八。”

我知道。我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掐灭了。店里不让抽烟，我只是心烦。我看着她，想起这四年，大年初二她就来上班，让我回娘家多待几天。去年我发烧，她一个人看店看了三天，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啃了两个冷馒头。

“四千五。”我说，“再给你交社保。”

她咬了咬下唇，没吭声。这时门口进来一个顾客，拿了两瓶水和一包烟。小周本能地转过身去扫码收款，动作还是那么利索。顾客走了，她把钱放进抽屉，又站回我面前。

“老板，我不是非要走。”她声音有点抖，“我就是……就是觉得，在外面干四年了，连个社保都没有，我爸妈老打电话问。”

她说到爸妈，我嗓子突然发紧。我也是从打工过来的，知道没社保意味着什么。看病全自费，老了没保障。

我把计算器拿起来，又放下。站起来去货架后面，把那箱积压的方便面搬出来重新码。码了两层，手碰到一包过期的，撕下来扔进垃圾桶。我回头看她，她还在那儿站着，马尾辫垂在肩膀上。

“这样，我给你四千八，交社保，下个月开始。”我说，“但我不敢保证能一直发这么多，生意要是淡了，你得跟我一起扛。”

她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赶紧用手背擦，擦完又笑了：“老板，其实我也舍不得走。那家店要我签三年合同，我怕万一不适应……”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她捏在手里没擦，攥成了一个团。

“那你到底走不走？”我问。

她吸了吸鼻子，把纸巾团扔进垃圾桶，拿起抹布去擦柜台，头也没抬地说：“不走了。但你说话算话。”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自己这四年挺混账的。一个姑娘把最好的年纪放在我店里，我连社保都没给人家交过。

晚上算账的时候，我在账本上多写了一行：下月起，小周工资4800，交社保。

合上账本，我拿起手机给我老婆发了条语音：“这个月少交两千块家用。”

老婆回了个问号。我没解释。

你们当老板的，有没有也这样，员工不提你就装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