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使佛教的观音从原来的印度男性变成中国女性呢？有很多说法，在历史上有人考证，观世音本来就和印度的莲花女神有关。像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约翰.坎伯就这么说：“也有人认为，观世音菩萨的起源，可能本来“就基于波斯的女性水神阿娜希塔。像已经过世的台湾的印顺法师（1906—2005）就这样猜测。但是，这都只是猜测而已。从心理上说，法国一个很有名的学者石泰安，对观音由男变女的社会心理有很专门的研究，甚至还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但是似乎也不能完全说清楚这里面的问题。也有学者说，妇女具有天然的同情、温柔、善良、母性，所以使观音由男变女，像印顺法师就说，女性的苦难，从古代以来，一直多过了男人，女性内心的特性是慈忍、柔和，表现在她们的日常行为中，即是爱，女性的心里慈爱确实超过了男人。但这恐怕是一种想象，因为佛教、道教的神很多，那么，为什么其他也承担了拯救世人的神不由男变女呢？还有人说，这是男性中心的社会想象，把观音想象成美丽的女性，可以满足男子的向往，在对观音的想象中寄托了男子的欲望，这恐怕也是一种凭借理论的推测，因为这种崇拜和向往，已经离观赏太远了。而且在古代中国，恐怕对于男性来说，没有那么严厉的禁欲限制，他可以从其他很多渠道得到欲望的满足，不必借观音来偷偷地满足对女性的窥测欲望。特别是，在印度、中国西藏，同样也有人有这种相同的愿望和欲望，为什么偏偏到汉族地区来，观音就由男变女？那么，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值得深人讨论呢？”（葛兆光）

也许上述各项猜测都或多或少有某种合理性,但都不前面。我的猜测是，这里存在典型的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两个移情。一个“移情”关系到苦难和爱的缺乏。整体上看，中国人的苦难是周期性的，正常情况下人们活在岁月静好中，没有人去真正关心死后的洪水滔天。当苦难因为社会矛盾积累而爆发时，中国人人口的锐减就足以说明其苦难的严重性。而血缘宗法的社会结构也让中国人生活中所能体会到的普遍的爱是极其缺乏的。在宏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其冷漠和不信任——有人尖锐地批评说，中国人的信任从来不超过家庭，这个批评非常深刻。相对而言，女性天然的同情、温柔、善良、母性，可以转化为一种符号的渴求。这个过程在文化中是通过精神分析学的神秘的“移情”方式实现的。

另外一种移情则是宗教性的，是对儒家只关心秩序中的人、和道教更关心人肉体的生老病死有关，算是一种补充或补救，这个问题在理解上并不复杂，无需太多的分析。有必要说明的是，很可能，这两个移情在实际生活中是纠缠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