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长江学者”“杰青”被举报论文造假，审查关口纸糊的？@郑渝川

文：郑渝川

近期，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多位拥有“长江学者”“杰青”“院长”等头衔的学者，被公开实名举报涉嫌论文造假，所涉高校已启动调查程序，有的学者已被免职。

戳穿这层窗户纸的，而是一个做科普视频的博主：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

“耿同学讲故事”表示，同济大学某“长江学者”团队2024年11月发表于国际顶刊《自然》的一篇论文中存在许多规律性的人为编造数据，编造手段之低级，甚至“没使用随机数生成器”。例如，一整列数据的末尾数字全是5，两列数据之间精准相差0.3，还有的数据小数点后时而一位、时而两位等。

根据同济大学调查后的通报，受质疑论文存在学术不端等行为，论文第一作者与学校聘用关系被解除。而涉事长江学者未尽到通讯作者对论文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被免去院长职务，并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

紧随其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某、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某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某某、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苏某某也被公开举报论文涉嫌造假。相关高校已启动调查程序。

有研究人员坦言，越是“大咖”，越容易对论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失察失管，“他们太忙了，甚至连手下做的是什么都不一定清楚”。

这件事最具讽刺的，其实是学术诚信体系的多重关口的全面失守。

科研机构、高校、各学科协会组织、科技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科学基金管理机构、科学专业媒体等，都搭建了学术诚信关口。多重关口叠加发挥作用，按照这种机制设计，哪怕是一道、两道关口失守，比如人情原因，又或者审查疏失，也不至于导致整体失效。

但现实就是有这么荒诞。以“耿同学讲故事”博主目前揭露的，并经涉事高校查实的个案来看，多道关口在知名学者领衔的课题、项目面前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甄选、核查作用。

这就像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经济学者所反思的问题，为什么从华尔街，到欧洲、亚洲的一些金融中心，许多投行机构展开的鲁莽金融创新，甚至内含大量的编造、造假数据，却无人识破。

要知道，这些金融机构大量聘用数学、物理学、金融学、审计学高学历人才，并借助量化模型和算法搭建风险框架，内部就有比较清晰完善的内控体系；而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相关国家，银行业、证券业等行业还有专业的监管机构，再加上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专业媒体等方面进行监督——按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这一套体系几乎可以认为是完美的。

相似的多重关口失守，其背后其实也有着一致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就是利益冲突导致监督机制以及由人来具体实施的监督，甚至计算机、算法实施的监督都会失效。

投行是评级机构的客户，也是专业媒体的广告客户以及许多项目上的合作客户，这种情况下，后二者天然就需要与投行保持良好合作——如果说“勾结”的说法不太好听。

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很多大国，投行以及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部门，双方的人员存在密切相关的联系：师出同门，而且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还存在彼此之间的人员流动，很容易搭建起利益关联。这种利益关联不需要是具体某个项目上的勾结，因为那样做未免太过拙劣，而是相同社会等级、同一业务领域、相似思考方式、共生利益关系搭建起来的默契。

那么，在高校、科研机构的很多学者，与监督者、监督部门官员、审议机构成员之间，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关系呢？

他们之间，同样有着师出同门，尤其是具体某个学科、专业领域，学术大咖凭借师承关系、门生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基础上的联姻、亲缘、项目合作之间搭建起来的利益关系，很容易与监督者、官员、审议成员之间形成默契——这里需要继续强调，他们之间未必需要具体某个项目、某篇论文之间建立勾结关系，而是默契、默许、自动忽略、避讳甚至帮忙掩盖。

这种情况下，学术大咖及其带领的团队，将数据存在明显问题，或者造假水平高一些，采用了随机数据生成而编造的，或抄袭的，或经过大幅篡改的论文、项目进行提交时，多重关口其实无非就是完成一个彼此默契的验收。

你要说这是学术腐败，那就需要找出勾结尤其是利益勾连和传输的依据，但往往这种事根本不存在这些，或者说不需要那样去做。

学术大咖A，学术大咖B，学术大咖C之间，彼此既是学术成果的生产者，也是对应交叉的审核者，你对我放过一码，我对你轻轻放过，这里边并不需要勾结，还是那句话，大家保持默契也好。 http://t.cn/AX6OXy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