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翊云丧子以及她的作品的讨论，我是这么看的：首先我很讶异中文网络上有这么多对她的指控和非议，因为在我看来，我非常理解她的表现、态度（或者说不表态）、和相关写作。

我觉得没有亲身经历过抑郁症以及丧亲之痛的人确实很难想象这样的写作，但以我自身经历，我一生挚爱的狗去世后，我靠安眠药让自己宕机了两天，本以为就此会重新陷入巨大的抑郁，但一股更强烈的情感促使我决定马上动笔把这只狗的故事写下来，当时我已经很久没有写东西了，但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此刻不写下来，以后可能就忘了，于是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那篇两万多字的文章，每天都是哭着写的，写了一点就哭得停不下来，所以写了一个月，哭了一个月，回忆中大部分都是好笑的事情，我想把我的狗最动人的一面和它带给我生活的改变巨细靡遗的写下来，读那篇文章的人一定想不到我是怎么样哭着艰难地节制着悲痛又拼命地回忆、复现我与这只狗的故事，我很庆幸在那个时候我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如果放到现在我一定不会再写，也写不出来了。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力气去写了。光是想起，都会立刻掉眼泪。已经不想再回忆了。人的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会让你逐渐忘记那些令你过度悲伤的事，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李自己本身就有抑郁症，自杀过两次，所以她无论是对于自己的抑郁症还是旁观孩子的抑郁症一定有非常深刻的省察，她知道患有抑郁症本身是一种多么大的痛苦，如果真切地认识到对至亲之人来说“活着比死更痛苦”，能够放过自己，这真的非常不容易。就像我的狗是因为得了不治之症，每天都活得非常痛苦，我一直在自私地觉得不想让它走和放手之间徘徊，直到它越来越虚弱不得不送它最后一次去医院才痛苦地做出了安乐死的选择，这中间对人的折磨和损耗实在是太大了。库切丧子之后，也是两年就出版了讲述丧子之痛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后来又写了“耶稣三部曲”。至于金庸，丧子后只是在《倚天屠龙记》新版的后记中写“只因那时，我还不明白。”

我想虽然有人为丧失之人写了一本书甚至好几本书，有人只是含蓄地写了几笔，但所承受的丧失之痛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个人性格不同、表达不同罢了，而作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ta的表达又备受关注，其实很多痛苦都是表达不出来的，尤其是过于巨大的痛苦，它会直接影响到人的心智水平、心智状态，每个人都有不（在公众面前）表达的权利，也有通过ta自己的方式表达的权利。有些痛苦还涉及到个人不愿说出的隐忧，所以不表达在我看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而在李这里，她承受的又是一种慢性的折磨，不像库切或其他人的孩子是意外之死，她深知自己孩子的疾病，也因为自己有这种疾病所以更加了解这种疾病带给人的痛苦，这就像陪伴照料一个得了不治之症（比如我的狗）的亲人，一方面你知道ta活着非常痛苦（并且随时活在ta的生命在一点一点消逝的理性认知中），另一方面你又想不计代价地keep him alive，那么到底哪一种选择是自私的，哪种选择是照顾那个正在承受着折磨的人的呢？这不是一个简单地可以拿出来进行伦理辩论的事情，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就是具体的每一个日常的一天所要承受的撕心裂肺的情绪压力。对有过照护得了不治之症的亲人的经历的人来说，一定会无数次地被此折磨。如果把这个场景放在医院的抢救室里，你每天都能看到：患者的亲人在选择要不要给患者插管上游移不定、痛苦万分。为什么事情放到李身上，就引发了这么多的恶意和揣测呢？

我觉得一是，其实大部分人对于抑郁症这种疾病仍然不够了解，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也非常理性地跟我妈说过，我实在是承受不了了，我决定了（去死），如果你也承受不了，那么你也（去死）吧。这是我跟我妈说过的最艰难也是最理性的一句话，我不能每天骗她我会好起来的或者符合她的期待真的好起来，我也可以想象假如我真的这么做了，这对于我妈来说是一个怎样的灾难，所以我希望她能够逐渐理性客观地接受这件事，假如我真的死了，她可以处理好这个巨创，（当然我希望她可以继续自己的人生，好好活着）。尽管饱受抑郁症之痛的这几年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几年，大概率也会继续艰难下去，但这几年对我妈来说无疑也是艰难的、心惊胆战的几年——大概率也会继续这样害怕着、惊恐着在一个深夜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这种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但比起我妈偶尔对我说一些加油打气的话，她更难能可贵的是做到了相信我，不打扰我（也许在外人看这是和李一样的表现冷漠，但只有我知道我妈是顶着怎样的压力“不表达”，不给我压力，相信我自己可以抗住）。抑郁症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抗争，外人哪怕是再亲的家人也很难介入其中。我相信不论是有此疾病的自己，还是对有此疾病的儿子，李无疑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自省和旁观，作为病人，她知道病人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作为病人的亲人，她又深受情感的羁绊，她的两个儿子不是一夜之间走掉的，而是均有多年的抑郁症，也进行了各种治疗。如果你的孩子得的不是抑郁症而是另一种看上去似乎必死无疑的疾病，你内心的磨损可能都不会如此曲折。如果换个人物，是李承受不了抑郁症而选择了自杀，她会如何希望？她一定希望世人尤其是她的亲人理解自己的选择，并且继续好好活着。所以她在采访中说她最后决定尊重两个儿子的选择，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容易理解并且难能可贵的“选择”。正是因为她理解病痛对人的摧残，她才能做到“尊重”，一个饱受病痛的人选择自杀，并不是懦弱，而是实在无法承受、没有别的选择了。至于在痛失所爱之后于此的写作，我想是一个作家所能做出的最自然也是最能重新整理自己的一生、并且永远地铭记住所爱之人的事情。有人质疑她为何如此之快地就开始了关于丧子之痛的写作，我想那是因为早在她的两个儿子去世之前，她就无数次的看到了这个结局，在她儿子活着的每一天，她可能都在“要不要插管”这个问题上深思良久，她所受到的折磨早于事情发生的很多年前，她每天都在被迫同时承担着病人和病人家属的双重身份，双重恐慌，双重抑郁，这是大众、她的读者看不见的她的多年来的日常生活。靴子终于落地以后，她才能把她多年来的痛苦转化为对此的纸面上的思考，并且不表现出廉价的为他人目睹的悲恸，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说明了她真的对至亲做到了“尊重”，也是一个有尊严的同时又极为敏感的人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克制。这种克制也是尊重，对以逝之人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对疾病的尊重，对人之局限的尊重。如果你也是个同样敏感的人，请直接去看她的视频采访，或者读她的原文作品，那么，你一定能感受到那份克制之下的窒息般的、难以轻易言说的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