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绿眼睛》里有一篇“电影观众”，她说：

“我们应该试着谈论一下观众，最初的观众，第一位观众。可称之为幼稚的观众：去影院里面消磨时光，找乐子并且停留在娱乐层面的观众。

……

这些观众与我们，与我相去甚远。我永远迎合不了这些观众，也不愿去迎合他们。我知道他们是谁。我知道他们无法改变，无法触及。但我们也是高不可攀的。我们与他们面对面，彻底分离。他们永远无法占据全部人口。我们，即文本，书和电影的作者们，永远在那里，尽管偏居边缘。我们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这样的观众，如何给他们命名，但我们并不召唤他们。无所谓。无论我们给他们取什么名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城市里，在城市的所有人口中，我们分属两类：他们从不走向我，我也不会朝他们迎去……他们在童年时代深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准官方的。现如今，他们又怎能轻易逃脱自我的牢笼和陷阱？是他们使城市继续运转。而我们，我们无法使任何事物运转，我们只是在那里，和他们一起，在这座城市里。”

作为一个常常自诩“边缘”，走向“边缘”的文本的作者，像是找到同路人了。倒是想起了@湖知水 的这段：

“有时候，我会在城市的公交或地铁里，故意地公放一下Norbu或Karma，好让他们的灵魂稍微地出窍一下下。要说奋斗，我只是这个城市的心灵建设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