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Ricketts的这两本书用前几天的国家平台化来解读大英帝国的选择就比较直白了，帝国末期除了货币霸权提供的实力惯性，还可以从二战时期英国外交官们的合纵连横，看如何从组织能力的方面延续自己的话语权；今天的困境三言两语说不清，脱欧是也不是一次灾难性的主动退圈吧。
《Peace Makers》可以看作大英帝国的温和转型，展示如何从力不从心的重资产、自营型的传统巨头转型到轻资产、平台化的组织架构。普遍使用的司法体系、官僚结构、情报协同、金融逻辑、交流语言等既有遗产耦合成无形又具粘性的网络效应，世界运行难以绕开这些底层操作系统。新的影响力即使在英镑衰落之后，依然组合支撑伦敦这个全球资本流动最重要的节点之一。英国的战略转型也是顺水推舟，毕竟兜里真没钱、手里真没兵，美国确实在走上坡路。二战后通过联盟嵌入世界的能力建立在欧洲一体化和跨大西洋体系之上，脱欧体现了英国的焦虑，更深层的也是美国的实力不再稳健。
《Hard Choices》解释了脱欧不能简单看作是退圈，把英国的困境看作还要不要和欧洲一起玩太意气之争。二战后的英国实力基于规则设计、跨体系链接、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中保持不可替代的中介位置，脱欧是内外部焦虑驱动的战略调整，但又谈不上什么理性整合，平台思维治理世界的逻辑依然适用，但规则需要制定者的信用与实力动态背书，脱欧后的英国距离制定规则的核心更远了。值得推敲的是为什么不同的帝国走了不同的路？荷兰和葡萄牙就不说了，法国的条件可比英国好得多，但法国更倾向国家中心、文化例外主义，最终嵌入全球基础设施的程度弱于英国。
英国还有个优点是极度务实，虽然路径惯性还算强劲，顺水推舟就接受了美国来做老大。这场组织学试验验证了后帝国时代通过对世界运行标准的掌控维系对秩序参与的可行性。长期稳定的霸权就简单粗暴地概括为你离不开我定义的系统，具体差别分为是做单向的秩序输出者还是做底层系统的运营商。构建这种平台帝国，还是分析其衰落路径，都可以类比放大版的货币霸权的用脚投票。基建平台型帝国的路径是绕过既有秩序的尝试，基础设施先行、规则后置在短期内绕开了既有规则的兼容性门槛，长期上能否形成真正的制度引力还没有答案。经济体的发展模式通常是复合共存的，存量兼容以巩固自身韧性，还是增量突破以扩宽实力边界，要视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而定。#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