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社会学#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的信息符号中介，其含义是受社会化的影响而稳定或变动的， George Herbert Mead提出的“主我”与“客我”同样需要借助于语言而形成，其认为：语言作为一套表意的符号，无非是有机体用于唤起其他人的反应的一套姿态。那些姿态不是别的，而只是自然地刺激其他人参与合作过程、发挥他们作用的那一动作的组成部分。合理性因而可以用这样的行为来说明，如果我们承认姿态可以像影响其他人一样影响个体以便唤起属于他人的反应的话。心灵或理性以社会组织以及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的合作活动为前提。思维无非是个体的推理过程，是其所称的“主我”与“客我”之间的一种对话的继续。
除了界定社会互动的主体及意义外，语言同时也承担着仪式性符号的作用，在信息时代中，社会互动的仪式性符号语言又受信息文化的高强度传递产生新的发展形势。正如Byung-Chul Han认为：即使仪式性符号也无法被赋予明确的含义，所以它们显得很神秘。语言的功能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减少了过剩的部分，即过度的能指。语言就这样被祛魅了。纯粹的信息不产生任何魔力。它们不会施展诱惑。语言之所以神采奕奕，令人心醉神迷，只归功于丰富的能指。如今，我们生活在一种所指文化中，这种文化将能指，即将形式视为外在之物。它既是快乐也是形式的冤家对头。当把社会互动的仪式性符号语言进一步延伸到时政治领域，语言的政治性特征也会显现，语言通过主体的解释或修正，成为制造语言的语言，如同Eric J.Hobsbawm所说：作为国语的方言原本就是口语，至于它究竟是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语言，就不甚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优势语言在政治上享有绝对的分量。意见领袖的出现正是语言的社会互动这一基础性作用、语言的仪式性符号祛魅化与语言的政治化使用共同催生的社会现象。
主要参考文献：
[美]George Herbert Mead,心灵、自我与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4.
[德]Byung-Chul Han，仪式的消失：当下的世界,中信出版社，2023.8
[英]Eric J.Hobsbawm，民族与民族主义（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2
PS：感谢部分网络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