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感觉对我爸的心情真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
一时之间也说不好是因为喜好某种文学性所以对他不忍，还是说毕竟和他从小相处，因而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格进而影响了我的文学性偏好
要是用时间先后来说，或许是后者吧
无论是陀翁笔下那些郁郁不得志、思想深邃浩瀚却在现实的生活里怯懦逃避一错再错的人，又或是李慕玄那样一辈子梗着脖子认死理不认错、用浑噩与错误来对抗某些东西的人，我都认为是从他们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也因此，无论现实还是文学作品，我都容易被这样的人吸引。
我是论心不论迹派，而他们身上存在着一种赤子的真挚，虽然那些只停留在他们的思绪里，他们身上有一些宁愿被当作错误也不愿被矫正的理念，而这些东西，落到活生生的生活里会被扭曲得失真，他们驾驭不了
又或者说，这些迷人的事物从来没向人类承认过自己作为伦理的善的属性先于它们的存在本身。如果永远是善，那样的巧合只证明了它们从来依据人类的观念生长，是人伦治理社会这一架子上的菟丝花。
一桩事物，如果遵循的不是人类事先规定的善恶，那他怎么可能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巧合地同他一致。
扯远了，总而言之，或许这套理论的源头比起我的时间线还要向前一些，令人难以否认的是，我爸身上有这样一种特质。
一个真挚并慕善的混球。
走之前，他和我说现在治安很好，晚上不用害怕。
我说，我怕鬼。
他居然开始坦坦荡荡用一种必然如此的语气和我说起来，我们良善之人不做亏心事，这样的人是不会遭到报应的，他说我根本不必如此担忧。
面对这样一个神奇的场景，我第一反应确实是很有文学性。可能是解离越来越厉害了，去大伯伯那看阿娘的时候，我也时常从他们的痛苦里感到一种文学性。
大伯伯也是很神奇一个人，虽然我讨厌切实地和他相处，但不得不厠，他也有一种文学的可探究性。
小时候只是觉得他和我学校里的老师一样，是个爱和我讲大道理的人。
我特别厌恶别人一副要来教训我的嘴脸，应该是中学PTSD。
他是那种典型的社会精英，从日常生活到看待世界的角度，他甚至自我也可以一并物化，认为没用的人就该被淘汰，包括他自己如果被淘汰也是正常的一环，所有人都不过是一只工蚁那样的角色，要顺应社会规则，做好一颗嵌扣进社会大齿轮的螺丝。因此和我讲的道理，也如同中学时代周一早上开的那些会一样，让一些成绩名列前茅的人上台讲一讲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是更高效的。
我那时对此嗤之以鼻，如果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方法路径从来不需要别人提点，他自己就会发现。可是这些无用的方法论解决不了最起点的那个问题——我不想。
如何把剧烈的全身抗拒的不想涂抹成想？如果我正是懒惰的，我又从哪里升腾起一种和它完全对立的力量来战胜我的怠惰？
为什么没有人来告诉我这些，只是说一些隔靴搔痒又毫无意义的东西，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本身吗。
就是没有答案本身吗。
啊说远了，大伯伯这人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眼里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活人感的一种生冷的社会意志的具象。
但是上大学时阿娘被接到他那里去，以至于我每周都被动要和他相处。一个会在买来的那些经济金融政治的无聊书籍中夹杂一本什么心理学的书的人，书的开头是一套测试题，这人居然在“你是否是一个敏感的人”的选项上勾了一个“是”。
刚开始他和阿娘相处得很有火药味，大伯伯这人领导做惯了，对人总是用上司训斥下属的口吻凶人，而且生活有一套需要别人迎合他的秩序，每一件事物的摆放、生活行为的顺序，他都要掺一脚加以管束。
当时我觉得阿娘是一个被迫害的形象，不过后来发现他俩也挺有趣的，因为阿娘其实也是一个对于自己生活的节奏秩序有所偏执的人物，只不过阿娘是喜欢用渗透的方式侵犯大伯伯的边界，大伯伯则喜欢用呵斥的方式侵犯阿娘的边界，他们俩都是犟种。
不过当时阿娘的确受不了大伯伯对他一个亲娘也说话这么凶，某个周末，她流着泪告诉我想回彭浦新村住，她在这里待不下去了。
他们沉闷的氛围维持了好久，我的情绪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于是我又开始了本实干家常用的实践手段，事后看有点太上头了，很让人尴尬，而且大伯伯后续也有时会隐晦地暗示到此事
总之我微信写了小作文叱责了他一番，在当时好像还是有效果的。
啊娘后一周告诉我，大伯伯对着她流泪，说不该对亲娘这样。
后面好像确实就收敛了一些自己易怒的态度。
唉，说起来阿娘吃的药也是躁郁症的，加之大伯伯这人的特质比起抑郁也更像某种躁郁特质，再加之我爸好赌，我真的觉得父系这一脉继承过来的大脑构造或是神经递质真是带着某种病理性的。
他有时候又会呈现某种令人讶异的开放性，在阿娘说着某些落俗的观念时，他会打断阿娘，不准她向我灌输一些和小偷小摸、占人便宜、油嘴滑舌、巴结贵人有关的理念。也会劝我少在阿娘老年痴呆越来越严重的现在频繁去看望，说只是给我增添负面情绪，让我好好奔我的远大前程。
哎，远大前程！
虽然一边令我感到冷漠地大肆宣扬着亲情间义务的观点，认为一切亲缘关系只是社会结构的需求，因而要被履行，但与此同时，说不送阿娘去养老院的原因又是一种孺子入井的不忍，她这样要真进了养老院会被护工欺负的，谁像他那样好吃好喝周到的照顾，还一句重话也不敢说，虽然只是因为那样会加剧她神经的负担，最后害到他自己头上。
他和我抱怨阿娘现在这样对社会毫无价值，已经全是负面的熵增，最后全落到他头上，这个老妇人实在可恶至极。却又说她也是可怜。将她的恶劣总结为“总想为别人承担很多事，实质上又没有这个能力，最后只是害了自己”，这样一种总结里说是恨吗，好像甚至还在怨她不好好爱惜自己。说无锡的村头的邻居，当年谁要来上海看病，都被阿娘安置在自己家，好吃好喝招待，还给穷困的人贴补医药费、回程车马钱。当时家里又穷又小，这群病人来了，只有负能量，整个屋子里不是呻吟就是腐烂的身体，治好了这群人便拍拍屁股走人，没带来任何好处。最后，他颇为恼恨地和我说，他和嬢嬢都很讨厌无锡那边的人了，连亲戚都算不上，不过是同一个村子里的人，都这样大言不惭、没有分寸、自私势利。他又怨啊娘，落得一个好名声有什么用，帮助了一群没有价值也不知道感恩图报的人，真需要他们时，树倒猢狲散。
其实这两年，在他身上，我感受到某种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时代身上相同的东西。
一种的确该被视为敏感甚至可以说脆弱的东西。
从小到大，我总结出了大伯伯身上的一种规律。
如果他生活过得不痛快、受到阻滞时，他就会很喜欢教训人。就像一个社会如果对立频生，那其实和思想的先进与否瓜葛不大。而是每个人都在动荡不安里找不到自己锚定的那片土地，我始终对思想的交锋秉持这一傲慢的态度，无论是在人类社会的此刻的前一形态还是后一形态，都不过是和战争争夺差不多的动机和目的。不过反着来说，战争的本质也只是由于人是一种羸弱的生命，不过是由于小小的人类的惴惴不安。
啊说回来，实践受阻是一种令他忧惧的事物，而他坚信不移的社达主义只是他为自己构建起的一种秩序，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他的身体知道这件事。所以如果实践受阻，等于向他宣告，他奉行的理念还不够牢不可破，于是他很需要向外传教，就像任何宗教需要宣传的原因都是为了成为主流，而那是由于他们还没有成为主流，需要更多的信徒，需要一种坚固，就像所有侵略的起点都是内部的动荡，一个强盛安宁的国家不必发动战争。
或许是因为他认为我温吞好管教，或许是因为他接触的小辈不多，或许是因为阿娘虽然折磨他但对我心心念念总是给我正面情绪让他不太平衡，所以他总选择我作为这样一个侵略的对象。
我作为一个小辈，感觉也不好安慰他说“你已经做的很棒了”，我只好沉默。
不过，我曾经认为这样的个体和这样的社会是傲慢的。后来，或许还是由于那个人的启迪，我才发现居然还有这样一丝无能为力的情绪，他们是不敢松动的，他们是害怕生命和文明无法延展的。
其实所有人类最坏最恶劣的行为，都不发源于巨大和傲慢，都发源于一种渺小和无能为力，不管外表多么尖锐有攻击性，不论多么声势浩大倚老卖老。
面对人类群体这一恐慌和惊惧以及其中迸发出的一切难堪的事物，我都因为这种弱小而感到一种毫无意义的不好再说什么。
我爸也是。
他是那种会边流泪边为恶的人。就像多少文学家写下多少脍炙人口震撼人心的文字，可实质只是烂人一个。就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为了一己私欲还不上钱连杀了两个人后，开始给自己洗脑起“某种人类就是具有更高的价值、可以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他们有权掌管一些劣等人的生命权”，却也会跪在哪怕一个身世凄惨的妓女脚下说“我并非向你下跪，而是向全人类的所有苦难下跪”。就像阿列克谢说着为了社会的前进可以砍掉至少一亿人的脑袋，也会因为隔壁邻居向自己妹妹施虐而对其大打出手。就像伊万冷漠的秉持无神论信仰、和整家人疏离至极，却也会告诉阿廖沙，他不信仰神的原因是因为这世上有太多不公，而神的和谐大同建立在这些不公的粉饰之上，让被害者和受害者拉手言欢达成的幸福，如果这是神的信仰创造的世界，那他不得不恭敬地退回入场券。
他走之前说出那番关乎善良的言论时，我不由自主想起卡拉马佐夫的末尾，阿廖沙如何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宣讲——“我们首先，将是善良的。”
并非是要善良，而是一个事实的陈述，他正是由衷相信这一点，所以面对穷凶极恶之徒，才会询问他们是发生了什么让他们表现出这份凶狠的样子，而非他们本质如此。
而那因为陀翁的死去没来得及写的第二部呢。我们都知道阿廖沙会信仰破灭，他在第二部会做什么？杀人？犯罪？自杀？会成为世界一个怎样的脚注，会歪曲成什么形状？
走廊的灯光昏暗，我爸醉醺醺的离开，他说对不起我，也没能力对我负责，希望我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有时候我会想，阿廖沙活到第二册，是不是就是那样。而人对纯洁无垢的理想的幻想，其实没有比社会齿轮的幻想要高尚哪怕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