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灯与遗老

洪弃生，名繻。他与丘逢甲、连横并称台湾的「抗日文学三杰」，然而在大陆的名气却不如后两位响亮。洪弃生对日本可谓深恶痛绝，而其人又颇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可爱。鹿港本是小镇，日本人来后始有电灯，洪弃生遂终身不用电灯，以示不与倭俗同流。他曾写过一组《游台北杂咏十首》，而其八尤有意思，诗说：

「铺飏高会要同登，幕府嵯峨设五层。我到二层偏不上，一场梦境冷如冰。」

第三句「我到二层偏不上」，今人初读，往往觉得莫名，以为是诗人无端使气。然据台湾文献学家林陶村先生考證，鹿港旧时最高的房屋只有两层，日人据台后，始渐有三层以上建筑。洪弃生既痛恨日本，遂连日本人新建之高楼亦拒绝登临，到二楼而止，不肯更上一步。如此之「恨屋及乌」，几乎到了决绝地步，却也因此显出一种古怪而韧拔的气性。

洪弃生还有一些奇怪的书写习惯，其《闻日军搜山感赋》诗云：「乾坤长肃杀，海上战争多。蕃队日鸣炮，山民夜枕戈…」，钟振振教授注「蕃队」为日本侵略军。然我们细读便会发现：洪弃生为何不用较常见的「番队」，偏偏写成「蕃队」呢？

其实「番」「蕃」二字，本就有所区别。清代称「番」，如黄叔璥作《番俗六考》；日本据台后，始改作「蕃」，如日本所编的《蕃社户口》。盖「番」在日语中本是常用字，有「第」之义，「一番」即「第一」。为区别日本本土之「番地」与台湾原住民之「蕃地」，所以便将两字区别开了。因此，日本讨伐原住民的部队，便称「讨蕃队」。若写作「讨番队」，反倒更像清军了。

所以当日军「讨蕃」之时，原住民反不称「蕃人」，而改称「山民」。其妙处正在于，称谓之间其实自有敌我与褒贬。洪弃生将日本人的「讨蕃部队」直接称作「蕃队」，某种意义上乃是说：真正的「蕃人」其实是日本人自己。所以他诗文中又常称日本人为「胡虏」，称其军官为「虏尉」，皆是同样的笔法。

其实相比洪弃生，其子洪炎秋因为考入北大而成为沈尹默、周作人的学生，或许更为大陆读者熟知。洪炎秋在其《晨钟偶译》一文中，曾记载过一则与父亲的旧事：某日他的一群叔伯，见一沦落风尘的女子身世可怜，遂众人凑钱，将其赎出，另置居处，又轮流教她读书识字、吟诗作画。此事本带几分晚清遗民式的风流与理想色彩，不料洪炎秋少年促狭，竟作一诗调侃说：

「合股包娼七老成，呼拳喝酒到三更。诸公亦有新思想，主义公妻竟实行。」

结果自然是被洪弃生痛打一顿。

这件事细想其实极有画面，一边是洪弃生那种遗民式的孤峭与决绝，连电灯、高楼都不肯沾染；另一边却又养出这样一个天赋极高但性格顽劣的儿子。这类轶事，大约比宏大叙事更能见人物真性情，只是如今知道的人已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