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意义并非一件易事，意义层次的划分同样困难重重，因为符号意义本身具有多样性。比如，可以区分出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理性意义与情感意义、真实意义与虚拟意义等等。关于意义的层次也曾出现过二层、三层、四层及多层说。

意义的分层研究发端于早期释义学。释义学是指建立一套正确的释义规则和方法，用以揭示经典的“原意”，尤其是指通过可理解的语言的释义，使《sheng经》中的“神意”得以昭示，因此释义学是关于如何才能正确理解、释义的技术性理论，与修辞学、文字学、文献学、训诂学之间并无很明确的界限。最早的释义学是神学释义学。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古典释义学代替了神学释义学，其主题是：充分发挥释义主体的创造性，排除释义错误，获得符合“客观”和“原意”的释义。

当代释义学的主流是哲学释义学，起源于对《sheng经》的注释解说，并由此形成了符号意义的二层次说。该理论首先假定被解释的圣典有多层意义。这多层意义可以分为两大层次：语言（或历史）的意义和精神的意义。前者指文字的表面意义，因为语言随着历史而变化，所以也称为语言的历史意义；后者指神圣的精神境界，它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象征意义、道德意义和神圣崇高意义（《sheng经》的语言富有象征意义，如以水洗象征精神再生；道德意义被放在与历史意义相对立的层面，用意在于使道德意义与语言意义分离；神圣崇高意义泛指神圣的精神境界，还用来比喻作品的意境，这个意境还包括道德意义和象征意义）。

意义的二层说是从神学释义学的角度提出的，它假定上帝是《sheng经》的作者，所以对《sheng经》的解释就必须符合上帝的意图。因此，当解释学超出神学的限制，发展成为人文科学后，解释依然继承着神学释义学的趋向。这使得传统解释学的道路越来越窄，最终导致了解释的危机。

符号意义的三层次说最著名的学者应该是美国学者莫里斯，他区分出了语构、语义和语用三个学科，由此相应地衍生出了意义的三层说。其实，这种三分法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意义层次进行了研究。比如周礼全的符号意义四层说就比较具有特色。他把语言符号分为四类：抽象语句、语句、话语和交际语境中的话语，然后分别找出这四大类语言形式的意义。抽象语句的意义是命题，命题是语言使用者的思想，而命题所描写的事态是客观存在。语句的意义则是命题态度，因为一个语句除了包括抽象语句，还包括抽象语句的节律，节律表达了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话语的意义是意谓，因为一个话语除了包含命题态度外，还有附加在命题态度上的思想感情，即意谓。交际中话语的意义是意思，是说话者的思想感情和说话者相对于交际语境的思想感情的总和。

至于符号意义的多层观，我们认为巴特的观点影响较大。他认为，神话符号系统由两个部分组成：一级符号系统（符号能指+符号所指）和二级符号系统（一级符号系统中能指所指的结合体作为新能指+新所指）。其中，一级符号系统的意义是所指意义，二级符号系统的意义是意指意义。虽然巴特只划分出两级系统，但从理论上讲，符号意义的这种能指所指的不断叠加是个持续的过程，完全可以产生三级、四级符号系统，甚至N级。

王铭玉教授提出了一种具有一定创新价值的语言符号意义的层级模型。在这个系统中，能指都是以语音作为媒介，其他媒介基本都是语音的替代。语言符号系统有三个层级，在物质符号层级中，语音外壳能使人们对客观事物产生某种联想，这样，客观事物就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对应的映象。当人们想要表达这个映象事物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语言系统中的符号手段。而在语言符号层次，能指就是物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体，即语音词。语音词的主要功能是称谓功能，它的所指往往不是个别的事物，而是某一类事物，即类指意义。而到了言语符号层次，它的能指就是语音词和类别事物的结合体，而所指就是实际事物。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符号层次指称类别、意义抽象的词获得了具体的意义，和一定的情景相契合，去表达情景意义。所以，符号的生成，即符号化是一个能指加所指的不断递进的过程。

——王铭玉主撰《什么是语言符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