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26-05-19 22:00 微博认证: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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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眼中看似“私人化”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皮筏子从渡河工具升格为“赛军舰”的集体叙事,正是“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地方实践缩影。抗战期间,多民族筏工协作运输玉门石油,将地域技艺转化为国家生存资源;国家通过抗战记忆工程将其纳入历史,地方则借“赛军舰”民谣强化贡献认同。这一互动揭示了地方性“共御外侮”实践经国家认证转化为共同体记忆的高光切片,而非诺拉式的国家单方征用。地方群体常采用叙事重构,建立本土叙事与国家话语的联结。多元参与主体不仅将国家的传统沿革、核心价值等意识形态要素内化为认知图式,更倾向于在记忆筛选过程中策略性地凸显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重大历史节点,以及承载民族精神的标志性人物与文化符号。由此可见,地方记忆的形塑本质上是选择性意义编码,通过放大与国家机器产生共振的记忆片段,最终实现微观地域叙事与宏观国家认同的契合。……这种地方记忆与国家记忆协商互动,一方面满足了地方群体表达自身对国家贡献、强化地域认同的心理需求,既是王明珂认为的回忆是基于心理倾向上、使当前的经验合理化的过去建构,也是集体记忆系统性、建构性和选择性特征的现实映照;另一方面,因其契合民族团结、共御外侮、奉献精神等国家核心价值,获得国家潜在认可与接受,被整合为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记忆,这正是地方与国家在记忆层面双向互动的结果。
——高恩召《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生成逻辑——以兰州黄河文化符号景观为例》
(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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