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方哲学史（上卷）》6

第二十四章，希腊早期的数学与天文学。希腊早期的数学与天文学，与两个地方有关，一是埃及，一是巴比伦。更准确说，与埃及关系更紧密一些。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大地是浮荡着的，并没有任何东西在支持它。亚里士多德总是反对当时各种最好的假说的，所以他就反驳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论，亦即大地位于中心永远不动，因为它并没有理由朝着一个方向运动而不朝另一个方向运动。亚里士多德说，如果这种说法有效，那么一个人若是站在圆心，纵令在圆周各点上摆满了食品的话，他也会饿死的，因为并没有理由要选择哪一部分食品而不选择另一部分食品。这个论证重行出现于经院哲学里，但不是与天文学联系在一起，而是与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它以不理当的驴的形式而重行出现，不理当的驴因为不能在左右两边距离相等的两堆草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就饿死了。”

这一段内容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层是亚里士多德反对阿那克西曼德的地球悬浮学说；第二层是饿死在圆周中心的人；第三层是饿死的不理当的驴。其中第二、三层含义是从反面进一步论证阿那克西曼德学说的不成立。当第一次读到这一段内容时，我真是不厚道地笑出声来了，世界上还能有这么荒谬的事，这圆周中心的人，以及那头不理当的驴，实在也是有些蠢到家了吧太！从而更加说明，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经院哲学派的论证，是多么糊涂与牵强！科学证明，阿那克西曼德的猜想是基本正确，地球本身是圆的而且悬在空中，只不过地球选择了一个方向自转。地球究竟没有成为那个饿死的人，或者那只饿死的驴。在这件事情上，不得不说亚里士多德是武断了。静下来想一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在不停地犯同样的错误吗？在事业与生活间的取舍，在爱情与家庭间的取舍，在名与利之间的取舍，在随波逐流与坚持自我之间的取舍，由于陷入两难困境，以致一事无成。这样的教训，不是很深刻吗？不厚道地笑话别人，其实愚蠢的何尝不是自己。自己就是圆周中心的人而不自知，自己就是不理当的驴而不自知。

举一反三地学习了上面的三层含义之后，继续看罗素介绍希腊天文学发展的进程，我又有了三个层次的惊叹。限于篇幅（主要是引文太长），就不一一引用，只在这里概括一个大概意思。第一层惊叹：费劳罗时代，就已经“把地球不设想为宇宙的中心而设想为行星中的一个，不设想为永恒固定的而设想为在空间里遨游的”。要知道，那可是公园前五世纪末期，人类的认知已经伸向了浩淼的苍穹，而且是如此地具有科学性、前瞻性。第二层惊叹：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到了公园前二世纪，不仅有了亚里士多克的太阳中心说（比后来的哥白尼早太多），甚至那个时代的天文学家，已经能够估算出月亮的距离，以及太阳的大小和距离，虽然误差很大。但是只要想一想，他们是在缺乏精确仪器的情况，而计算出来的数据，这就属于伟大级别了。第三层惊叹：书中277页“希腊人在追求着能够简化现象的假设，事实上这已经是以科学上的正确方式触及到问题了，尽管并不是完全有意的。只要比较一下他们的前人以及他们的后人（直到哥白尼为止），就足以使每个人都对他们那真正令人惊异的天才深信不疑。”

不止于惊叹。罗素说，简直是要“惊异”了。惊异于他们的天才，而且深信不疑。这正是西方人所具有的科学精神。其实这也并不算离题，因为科学的进步，推动哲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