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其实，我在谈案件以及案件成案之前的工作原则，一直都是把案件的最坏可能性告诉委托人或者当事人。
这种策略，却遭到朋友的批评，说我这种谈案方法把潜在的委托人吓跑了，委托人只愿意听最好听的，不会愿意听最坏的可能性结果。
从心理学上说，朋友的批评是对的。对于处于焦虑、恐惧中的委托人，他们宁可相信确定性的“欺骗结果”，也不愿意相信不确定性的“最坏结果”。
其实，一个刑事案件的处理，一点也不亚于一场“战争”、“斗争”、“战斗”。如果只是把事情想得太好，而没有底线思维、最坏结果思维，就可能误判时机、条件、变量，遇到超出想象的“好”，就可能手足无措、慌中出差。
从谈案的角度，我这个方法是不讨巧的，单从案件的处理角度，是切实可行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