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58本）：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二）

第2章聚焦林则徐禁烟与战争爆发的因果链，还原从禁烟到开战的历史过程，同时反思林则徐的认知局限。鸦片泛滥危及清廷财政与国民体质，道光帝从“严禁吸食”转向“严禁海口”，于1839 年派林则徐赴粤禁烟。林则徐到广州后，雷厉风行收缴鸦片、驱逐鸦片贩子、封锁商馆，禁烟成效显著，成为民族英雄。但作者指出，林则徐对西方认知存在致命缺陷：误判英军 “船坚炮利” 仅为 “奇技淫巧”，认为其不善陆战、无法深入内陆；低估英国开战决心，将外交冲突视为“蛮夷挑衅”；制敌方略固守“以夷制夷”“民心可用”的传统思维，缺乏近代军事与外交认知。总之，“如果以今天所能掌握的咨询作出判断，那么，清王朝此时最为明智的策略是，避免与英国的战争。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地推理，清王朝应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后，才可与英国较量”（第84页）。但可惜的是，1840 年，英军以 “保护通商” 为名封锁珠江口、攻占定海，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清朝 “天朝上国” 迷梦被打破。

本章比较突出的亮点是还原了清朝君臣对于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的无知。例如道光帝就禁烟问题下群臣议，各地官员在奏折中竟全然不提英国可能对此事做出的反应，说明清朝上下都未将禁烟与中英关系联系起来。他们以为禁烟的斗争对象只是个别的不法英商，意识不到这是英国政府也十分在意的巨大利益。这也就意味着，包括林则徐在内的道光君臣几乎意识不到禁烟会导致战争，也就缺乏备战的意识，这为后来的战败埋下了重大隐患。而且，从道光帝选择林则徐主持禁烟也能看出这点，因为林则徐既无海战经验，也无外交经验，最符合道光帝需求的优点就是足够正直清廉。这暴露出道光帝对于禁烟问题所关涉的利害，认识是不足的。

第3章梳理战争初期清廷在“剿”（主战）与“抚”（主和）之间的摇摆决策，揭示道光帝认知混乱与朝堂政治博弈。战争初起，道光帝震怒，力主 “剿”，命沿海督抚严防死守、痛击英军；但定海失守、英军直逼天津后，道光帝惧于英军实力，转向 “抚”，派伊里布赴浙江与英军停战谈判，又派琦善赴广东接替林则徐，妥协求和。琦善到粤后，与英军谈判，擅自同意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引发朝野哗然，道光帝再次翻脸，将琦善革职，重主 “剿”，调兵遣将准备再战。1841 年 2 月，英军不满谈判进展，突袭虎门炮台，关天培战死，虎门失守，清军防线崩溃。清廷“剿—抚—剿”的反复，本质是天朝上国认知与现实国力差距的剧烈冲突，既无坚定主战的实力，也无理性主和的认知，决策完全被动，加速战败。

本章亮点在于揭露了道光帝左右摇摆的思想根源，即所谓“天朝”观念。一个“剿”字暴露了他将与英国的战争等同于对藩属夷狄或国内叛乱的平定。而“抚”字当中又规避了投降的耻辱感，借用了历朝历代对少数民族的羁縻传统。初始的“剿”带有天朝上国的威仪，后续的“剿”则只是为争取谈判利益而期待小胜。初始的“抚”有盛气凌人之感，后续的“抚”则只是投降的托词。这种天朝观念使道光帝在外交交涉中做出不少误判，例如将巴麦尊照会中对林则徐的指责理解为下民向上国“伸冤”。英国提出的若干无理要求，在道光帝看来，似乎只需言辞驳斥就可轻易化解。这是清朝皇帝长期以来在对内问题上的权力傲慢所养成的思维惯性。

本章还提到不少实际参与对英作战或交涉的清朝官员，如琦善、伊里布等。他们多数经历了由主战到主和的变化，但也多数向道光帝隐瞒了英军的真实实力。因为官场上的追责制度十分严酷，道光君喜怒无常、难以伺候，要想保住官位，或至少不至遭到重谴，就必须运用官场上那套油滑的欺上手段。因此，伊里布消极避战，也不拼死上奏实情，并不是为了减少国家、民族的损失，而是为了保全其个人。“伊里布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在对付侵略者方面，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均无足以称道的精明之处；但在对付道光帝方面，却表现出高于其他‘天朝’大吏的熟练才华。”（第209页）而归根结底，这又是道光帝的行事作风决定的，“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对促发这种谎言的体制和君主也应当批判”（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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