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远古时代人类通过相互协作共谋生存开始，符号就与人类密不可分。从初民们的手势、叫喊声乃至后来发展成具有系统性的语言，所有这些能表达意义的存在都具有符号功能。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从人类文化哲学的角度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他认为，符号化的思维与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无论在认识中，还是在实践中，人类如果离开符号，就难以形成认知、传递信息、分享感受、交流思想。

符号系统使人不再赤裸裸地面对物理世界，它将二者的关系有机地联结。正因为有符号系统的介入，人类才得以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并进行主动思考，在应对外界刺激时的反应才能由本能变为积极、由被动变为主动。符号系统使人类在大自然的生物链中不再只是物竞天择，而是创造性地发挥着无限的可能性，它为人类的生物进化路线增设了一条文化进化之路。而后者显然有别于前者，原因在于：生物进化的成果是以个体为载体，其进化烙印是与生俱来的；而文化进化的成果则是以社会为载体，它需要经过学习才能掌握。

能够意识到任何事物不仅是自身，而且可以是潜在的符号，符号所代表的是不同于本身的他物含义，是人类文化进化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让我们以“数”这类符号的发明为例：尽管自然数在当今人类的认知中被认为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数学概念，然而从人类认识自然数的历程来看，自然数的发明和运用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和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分别对人类和儿童形成自然数的过程做过分析，二者研究的侧重虽有所不同，但他们一致表明，数作为符号，不可能单纯地从外物抽象出来，数的含义主要来自计数活动，不能来自计数活动无关的外物。人类从计数活动中发明自然数，将其与对象建立起符号关系，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人的这种符号化思维与符号化行为体现在与其关联的各个方面，形式多样、无所不在。从人的自身而言，人类使用的各种手势语和形体语往往表达着重要的符号意义，对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件进行加工和改造（如，绘身、纹身）往往也赋予某些特征或内涵；而对于各种身体外符号（如服装、火、信号灯等），人类文明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无论是与人体相关的符号，还是身外符号，它们都可以视为一种符号体系，正是由于它们的发展，人类的现代文明才得以不断延续。

以上是从人类的视角对符号活动进行探讨，如果我们来观察其他动物的符号活动又会有什么情形呢？

不可否认，其他动物世界中的很多活动常常被人解读为符号行为。比如，大雁会用特殊的叫声表示面临险境、爱“说话”的大象在遇到危险时会互相通风报信、某些种类的海豚用毕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检验着彼此的关系……乍看起来，动物的这些活动都包含着信息，然而，稍加推敲我们便可发现，这些活动都是动物自身与生俱来的本能，这种指示物与关系物的关系是固定的、直接的、不可分解的，它们仅仅是不同程度上的信号应对而已。应该承认，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动物的信号活动与人类的符号活动互为联系。可是，信号不是符号。“一切信号，都总是某个同时性或相继性物理环境的一部分，它只能体现本场境中的其他部分，而不能离开具体场境去指示场境外与自身不同的他物的意义。通过信号面向世界仍然是直接面对世界。符号则相反，它的功能恰恰是指出具体物理场境外他物的意义。”人类能把信号的反应提高到符号应对的水平，这种符号活动具有“延迟模仿”和“移位”等认知机制，并兼有能产性及开放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不仅是符号的动物，而且是符号的高级动物。

——王铭玉主撰《什么是语言符号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