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于19世纪初，是一门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及其历史演变的新学科，它的发展极为迅速，成为19世纪西方语言学的主流。其代表人物有德国语言学家弗·葆朴、雅·格里姆、丹麦语言学家拉·拉斯克、俄国语言学家亚·赫沃斯托科夫等人。

在19世纪以前，人们就注意到了某些语言之间的相似。19世纪初，人们开始倾向于认为任何现象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他们熟悉了梵语，并且产生了深入了解自己民族和语言历史的浪漫主义诉求，这使得各国的语言学家得出一个结论，即某些语言间的相似只是由于它们存在亲属关系。它们起源于共同的古老的原始语言，但随后各自独立发展，因而表现出各种语言的不同特点。比较这些语言，研究它们在相互关系和历史继承性方面的同源现象，揭示出固有的现象和外来的新成分，则可以完整恢复亲属语言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形成各个语系的比较语法：首先是印欧语系的，其次是闪族语系和芬兰-乌戈尔语系的，再其次是突厥语系的，等等。

使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比较是将语言材料系统化的手段，用历史发展的态度看待语言已经成为研究的主要原则。比较是按照严格的系统进行的，其目的是探索语言的历史。语言的这种比较研究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就为普通语言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由于发现了历史比较法，语言学也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摆脱了那种不依赖严格的检验和系统的语言事实，只凭哲学和历史的推理来议论语言的传统。

20世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宣告了语言学以历史比较研究为主流时代的结束，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在这部著作中，索绪尔提出了一整套新的语言学理论，其中共时与历时理论尤为重要，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索绪尔用二分法区分了语言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又称共时（或静态）语言学与历时（或演化）语言学。

区分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索绪尔是着眼于语言符号本身的性质——任意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系统性、社会性或约定性。由于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所以符号的性质或价值只能在相互对立、相互区别中确立。因而，语言只能是系统的，语言系统必然是共时的：“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同时从功能角度看，“对于说话者来说，它们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是不存在的，摆在它们面前的是一种状态。”“因为对于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言语从来就是只依靠一种语言状态进行工作的，介于各状态间的变化，在有关状态中没有任何地位。”

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体系，历时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发展。同时他还指出共时方面优于历时方面，这是他针对新语法学派认为只有语言的历史研究才是科学研究这一狭隘的历史主义观点所作的反驳，他认为共时方面对语言学习和语言描写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语法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他提出要着重研究共时态，显示了索绪尔的超前意识与学术勇气。

雅柯布逊曾在1927年提出以下论据，说明共时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
第一，语言的表现功能和交际功能不可能仅凭历史的方面加以研究。
第二，一些基本的语法功能（如主语的功能、词的功能、句子的实质）的详尽分析只能借助于共时的方法。
第三，对意义的细微分析只能依靠共时的方法。
第四，对两个或数个共存的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如英语中节奏和词序的关系、捷克语中节奏和人称代词主语的关系）只能依靠共时的方法。
第五，在对两种表达方式进行选择时，选择的结果呈现出一种可能性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选择其中的一种，放弃另一种，不用共时的方法就不能理解这一点。
第六，语言特征学只能以共时的方法为基础。

——戴炜栋主编《什么是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