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阿斯伯格的孩子们：自闭症的由来与纳粹统治》，书里提到了挺有意思的两点：第一，建立儿童安乐死项目并不需要意识形态上的激进转折，有时候仅仅是一些部门、一些人物想让自己“显得重要”。作者溯源了一战后维也纳的社会福利发展，以及当时涵盖了几乎整个政治光谱的优生学理论，从社会福利和优生学到儿童安乐死并不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其中充满了断裂与曲折。但正是因为如此，整个发展过程显得如此日常化：某个人物坐上了关键位置，特殊教育的工作者想让自己的工作受到更多重视，就可以引发从后世的角度说相当惊人且可怖的变革。第二，儿童安乐死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与父母的共谋，将儿童送到斯皮革朗地（儿童安乐死中心）的选择一部分是自愿的，父母不想让一个有病的孩子成为负担，或者“让自己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