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美術史隨筆｜啼聲初試：早期台展中的「美術史」（中）】
　誰需要「美術史」？是藝術家個人、普羅社會大眾，抑或是國家及其所運作的政治體制？對剛進入現代化進程不久的當時台灣來說，這個問題的提出雖然顯得突然，卻與之前「台展的起源」問題具有互為表裡的緊密關係。照理來說，推動一種公共性╱全民性的社會制度――展覽，理應具備源自於其內部的某種匱乏與現實等需求，並歷經必要的生成過程。不過，根據前文所述，像台展這種現在被稱為「官方展覽」的出現，並非來自官方自身，「民氣」不僅是其最主要的推進力量，同時是「從民到官」的一場社會關係共構╱協力下的結果。不論從個人、社會或國家的角度來說，「孰主動、孰被動」及「孰為因、孰為果」或許並不重要，準備時間過短或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舉辦，或許並非當時這一群民間「謀士」╱「催生者」所能預先料想。
　按照鹽月桃甫的「記憶」所述，舉辦台展兼有「鼓吹全島性的美術熱潮」、「使其更有意義地提昇成長」等的附加意義，前者有益於藝術家，後者則為社會大眾及國家體制所樂見，可謂一舉三得之「一大盛事」。事情似乎比想像中更容易地達成、更缺乏阻力，是否如此則有待後續分解。（撰文／白適銘，節選自《藝術家》612期，2026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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