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世界的主人，再次从女性创作中汲取到很大的能量。世界没有资格规定一个受害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唯有她自己有权决定活出怎样的人生。那些在请愿中自认为绝对正确地断定，受害者承受的创伤将使她们的人生永远活在阴影里。电影正是为了纠正这种站在道德高地的伪善，你凭什么断定受害者该如何活？不得不说，李翊云面临的审判同样如此，社会对于一个母亲的要求，是她不仅要为儿子的自杀负责，更要对丧子之痛表现得体。她绝不应该重新回到书桌前阅读和写作，绝不应该冷静而克制，身为当事人的李翊云，无权选择以个人意志，以自己的方式和悲剧抗争。最犯众怒的，大概是李翊云的写作竟然还获了国际大奖，失去儿子后的她，名誉和声望如今更甚。在我们这个社会看来，一个母亲如果不是受难者，那一定就是加害者。这种指控的没人性，跟断定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圣母必然就是荡妇，有什么本质区别？李翊云的新书今年十月就要面世了，采访中她说这是正在创作的三部曲之一。她正在诚实地践行着全然接纳的信念，她对自己的尊重，使我相信，她是怎样平等地尊重同样身为独立个体的两个孩子。而我们身处的这个集体，对于爱，死亡及个体的尊严，就没有尊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