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老的科学界：资深研究者对老旧文献更加念念不忘，更少颠覆，更常批评年轻同行？[融化]】
如今的科学界明显两极分化：少数科学家持续活跃并保持影响力的时长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更长，而大多数其他人则只能以临时工的身份参与科研工作。这并非偶然，越来越长的硕+博+博后阶段、取消强制退休、基金更愿意资助资深研究者，这些都使得资源越来越集中在老龄科学家手中。这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美国期刊《科学》刊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等机构研究者的一项研究，他们对1960~2020年间发表了至少3篇论文的1250多万名研究者开展分析。结果发现：

①怀旧效应（nostalgia effect）：资深研究者显著倾向于引用更老旧的参考文献。

在这里，作者衡量的不是研究者的生理年龄，而是职业年龄，以该研究者首次发表的年份作为起点。结果显示，职业年龄每增加1岁，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年龄增加约1个月。

换句话说，资深研究者以更慢的速度接受新出现的文献。而且，分析还表明，这种模式并非由自我引用所驱动，也不是因为他们从实证转向理论。

不仅个人，年龄较大的成员倾向于成为团队领导者，不成比例地把团队的引用拉向更老旧的文献。

②印刻效应（imprinting effect）：作者找出了每位研究者最常引用的参考文献，该文献可以被认为是最强烈地影响该研究者职业生涯的文献。结果显示，该文献往往发表于该研究者首次发表论文之前的2年。（图1）

换句话说，研究者在学术圈“出道”时所阅读的某篇文献，往往是终其一生最常引用的文献。这种模式仿佛一种“印刻”，就像是一些小动物对其出生后最先接触的对象会产生格外的依恋。

③创造取向（creative orientation）：资深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在其熟悉的智力领域内开展重组，而非向新领域扩展。作者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例如，如果算一下某位研究者连续几年发表关键词之间的语义距离，可以看到，随着职业年龄的增长，研究者越来越不可能探索新主题。

此外，如图2，随着职业年龄的增长，研究者发表具有高度颠覆性（highly disruptive）论文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研究者不仅揭示了纵向模式，还对各国研究者的职业年龄和颠覆性创新做了描述分析（如图3）。可以看到，中国研究者的职业年龄相当年轻，比英美年轻了大概7~8岁。研究者平均职业年龄越年轻的国家，颠覆性创新的比例越高。

④对别人工作的态度：随着职业年龄的增长，研究者越来越有可能批评他们所引用的文献，但是他们越来越不可能收到其他研究者对他们文献的批评。而且，资深研究者会引用旧的研究成果来挑战新的研究成果。

有没有可能是年轻一代研究者所做的工作真的大不如前了呢？作者专门挑出了最终获得诺贝尔奖认可的581篇文章（侧面说明这些文章不太可能是低质文章），越是年老的研究者越有可能曾经批评过这些文章。

⑤作者还开展了双重差分分析。1994年美国最高法院决定终止大学教授的强制性退休政策后，美国研究者所引用的文献，平均年龄显著上升。换句话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这一善意的决定后，美国研究者变得比原来更加依赖老旧文献。

研究者指出，年龄越大的研究者越善于重组他们已知的东西，在这个方面的新颖性有所增加，却越来越不愿意（或没能力）抛弃旧概念、拥抱新概念。像中国、印度这样拥有大量年轻科研工作者的国家倾向于产出更具颠覆性的工作，而美国在科研投资中则应当利用平均而言更加年轻的外国移民研究者，以抵消老龄化。此外，作者还建议学术机构鼓励跨代扁平合作。

来源：Cui, H. [崔浩川], Lin, Y., Wu, L., & Evans, J. A. (2026). Aging and the narrowing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 Science, 392(6798), 588–591. doi: 10.1126/science.ady8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