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性善论与性恶论”放回思想史看，它其实不是一句人性判断，而是制度设计的前提。柏拉图认为灵魂会被欲望拖拽，已经接近“人会偏离善”的判断，所以才强调哲人统治、教育筛选和理性节制。到了康德，这个问题被改写成“根本恶”——不是说人天生坏，而是人会主动把私利放到道德法则前面。性善论适合推礼乐教化、德性养成，性恶论更容易推出法、罚、监督和秩序机制。历史上，两种立场从来不是单纯争论“人到底好不好”，而是在争论：社会到底该靠教化先行，还是靠规则兜底。

《善与恶》 【德】安内马丽·彼珀著 吕晓婷 译 / 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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